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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接下來的一戶是梅少忠。他本是村中的孤兒,五歲時父母在一場洪災中失蹤了,麻三叔把他安頓在祠堂的邊廂房裡,靠全村東一餐西一頓地接濟著過日子,自小吃的便是百家飯,穿的是百家衲,少忠倒也爭氣,十三歲就獨墾了外河灘的一塊狼不紮窩的荒窪地。那天冬天,他帶著被鐵鍬柄磨得血肉模糊的雙手去見麻三叔,七姑一把摟住他,眼圈一酸就哭開了。梅紅那年剛四歲,見母親號啕起來也跟著哭。第二年少忠收的麥子,蓋過了村裡的許多戶,大家都說這娃真出息,又都說他心硬,那麼苦也沒逼下一顆淚瓣子。麻三叔又作主,將村東頭梅朱氏16歲的侄女許配給他做了堂客,驚蜇日那天在祠堂下的聘禮,一村人東湊磚頭西湊瓢地幫他建了兩間草屋,從此,算是立了門戶。

  我跨進門時,少忠媳婦正給不足半歲的娃子餵奶,垂著半邊碩大的奶子也不避生,倒是少忠嫌她晦,咬著耳朵半天哄她進了裡屋。她一邊避一邊嘟囔:公驢,公驢。

  談到搬村的事,少忠的一番見解真讓我哭笑不得。他說:「我命苦,不識字,但規劃圖我可是瞅細緻了。那新房看著倒是眼饞,擱電視接電話的小處兒都算計周全了,當時老覺著不對滋味。回心一琢磨,壞了,儲糧食的地方一點也沒留,你說咱一家一年餘糧一兩萬斤呢,這可是命根子啊,這是哪個龜孫子設計的呢?難道麥子敞著爛掉不成。最要命地一點還是我媳婦瞅出來的,你說這連體樓,左右各一家,一層水泥板牆是共用的,到底算誰的呢?這磨擦還能免得了!假如他堵氣拆了這堵牆,我豈不是懸空了?鬧起來咋收拾呢!」

  按我的推測,少忠並非沒動過搬遷的心眼兒,否則他不會將新鎮規劃瞅得那麼透。我安慰他說,我住城裡三十多年了,也沒撞上他操心的那茬子稀罕事。他說,要是吵急了誰講得准喲,我要是在城市住一樓,與二樓的戶較上死理了,難保我不拆一層讓他垮掉。我目瞪口呆地瞅著他。少忠洋洋得意地咂著厚嘴唇。像底層的樓板舔著二層的樓板。

  把娃哄睡了的少忠媳婦也出來了。說:大兄弟,我知道你是來討個准話的,我們也不能讓你犯難。我家少忠一切都聽麻三叔使喚,麻三叔說搬,我們就絕不耍那個孬。說實在的,搬家對我們是再簡單不過的差事了,把家掏空了就不值幾個銅板,往筐子裡一丟就拎走了。但麻三叔要是不搬,大兄弟你就白費口水了,我們這兩根苦藤藤是死是活就纏在麻三叔這棵老脖子樹上了。

  跨進梅子孝家時,已快子夜時分了,可第一眼我的倦意就被驚跑了大半。後來許多人告訴我,子孝是癱子村所有房屋的設計者和風水師,其實那天一見他,我就犯了怵。79歲的梅子孝除了奇長的眉毛是純白的以外,頭髮、耳窩和手丫間的毛髮卻全是黑的,這種黑有著與他的年齡不相匹配的光澤,在蠟光下也分明能察覺到這一點反常。一副傳說中的仙風道骨模樣。據說,梅子孝的父親本是癱子村的大地主,外河灘九千多畝地全是他的私產,1942年的一場豪賭讓他輸了個精光。梅子孝至今仍珍存著當年旺族公子那種落魄的奢勁,比如,在靠著糞桶農俱的舊書櫃上,還擺放著不少線裝古書,雖然不常讀,但書上的灰塵倒是時時拂試。再比如,他幹農活時總不忘戴個白紗的破手套。因早年教過私塾,村裡人都管他叫梅先生,梅紅就是跟他讀的《三字經》和《離騷》。梅紅說,子孝叔有一種怪怪的威嚴,他沒事時常守在村口,堵截放學的娃,教他們念嘰哩呱啦的古文。娃們怕念,又不敢不念,許多人都躲著他,繞別的田埂回家。梅紅說,因為子孝叔的怪,村裡祠堂倒是年齡小幾歲的我爹主事兒。只有在祭神拜祖弄不清老規矩時,才有人去找子孝叔。

  坐在他的對面,我的心裡打鼓,腳底發癢。我心裡盤算道,這個完全不能算個農民的怪老頭會不會讓我手足無措、醜相百出呢。

  果然我沒逃過梅子孝那一夜的滔滔口舌。不過,從他用一個青花纏枝圖案的舊杯子給我沏茶的那一刻,我的心倒靜了下來。我一下子把自已短暫丟失了的身份拽了回來,我想起了我是姜斯年教授的學生,聽梅子孝侃侃,或許還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機緣呢。梅子孝,也許已是癱子村唯一有閒心品茶的人了。多年來,我一直刻意回避與別人長時間的交談,我喜歡一個人枯坐,悠哉遊哉地獨自把內心的暗斑、黴點之類,統統扒出來看看,再藏回心裡去。我願意和別人保持著一種淺嘗輒止的交往。我喜歡穿淺底的布鞋。我找不到一雙因合腳才會舒坦、因成雙才有意義的布鞋。我能因為走新路就換新鞋麼?我能為每一條路準備一雙鞋麼?或者,當路難行,鞋就一定累腳。我想,我最怵的就是梅子孝這種人吧。

  偏偏梅子孝舌根子下的這場洪水,從一個我絕料不到的地方決口了。他異常和藹地說:我給你相個面吧,從你一跨入門檻,我就喜歡上了你的敦厚君子相,適宜過官府的生計呀。他說:「我習慣以相取人,腫眼泡配吊角眉的男人、高額骨配水蛇腰的男人,我是絕不會跟他們打交道的」。謝天謝地,我沒生就這樣一副尊容。

  我說,小時母親請一個瞎子給我算過命。在我們家鄉叫「稱命」,意思是稱一稱你的命有多重,瞎子說我頂多只能做個縣府的幕僚,呵呵,弄得母親對我一下子沒有了奢望。

  梅子孝說:「嗨,盡瞎說,做幕僚?你可不是那種奴才的命哦」。

  我說:「你這話可說錯時節了,現在啥時節,哪兒還剩下什麼奴才命呢?再苦的農戶,不管地肥地瘠,好歹能做自已那一畝三分薄地的主吧。」

  梅子孝說:「奴才沒了奴性在呀。說句最難聽的話,算來算去,奴性最重的還就算你們公門中的人。自古農民苦,可奴性並不重啊,尤其是咱淮河灣一帶的農民,歷史上起義造反的屬這一塊的多,戰端禍事連天遍野地燒,奴性重的人還敢造反?」他說著,從懷裡掏出一個小瓷瓶,吮個嘴就一口一口地呷了起來。我以姜斯年教授有限的談話伎倆,順勢牽引著話題說,封建時代的造反也好,敲著「鳳陽花鼓」討飯也好,還不都是讓饑餓給逼的,照理說,避災逃難是人的天性啊,為何咱癱子村的百姓就不願從洪水窩裡後撤個七百米,上岸過個安樂日子呢。

  梅子孝斜個眼梢,並不急著接我的話,只問:「你瞅到了癱子村房屋的特殊之處了嗎?」

  我說我眼拙,看不太清爽。其實,這是瞎說。我踏入癱子村的第一眼,就察覺到了全村構建的不同凡響:在密植的柳樹圈的第一道屏障之後,村中所有房屋都是背西面東,朝向西北洪水上游的後牆,都是清一色的拱弧形,且不開一個門窗。聽說這樣的牆體是由黏性極強的黃泥築成,一般有三尺多厚,黃泥中摻進了一些糯米和煤渣,壘牆時用重碾慢慢夯實,往往一堵牆要夯一個月的時間。我在鳳陽縣時,曾目睹過淮河的漢子夯牆,一排精壯的勞力並列站著,兩人抬一個碾子,一下一下緩緩地夯著,口中還喚著低沉又齊整的號子。婦女們坐在太陽底下紮堆兒納鞋底,不時咬耳朵說些大葷大腥的玩笑話,有時嘻笑得滾作了一團。但夯牆的漢子們卻仿佛絲毫不受侵擾,兀自有節奏地夯著,仿佛在行一個虔誠的儀式。在這般夯起的牆外,村子四面還築著一條矮而厚實的土堤,一米多高,環村一周,據稱是為了減緩洪水底層潛流對屋基的衝擊。

  想起了姜斯年教授對癱子村選址的一些疑問,我便問梅子孝:「這沿淮一帶重風水,究竟什麼是風水呢?」

  他沉吟半晌,反問道:「你說一個人的小腳趾,跟他的脊樑骨子有什麼關係嗎?」

  我奇怪地說道:「老爺子,你啥意思?這哪兒扯得上邊呢?」。梅子孝卻異常認真地說:「在風水先生的法眼裡,這些旁人看來不沾邊的事兒,那些死的和活的、陽界的和陰界的,卻是一個活的整體呀。有些東西我是照葫蘆畫瓢地按祖上傳下的規矩做,比如每次建新屋時都要朝河中撒鹽,為啥這樣做呢,我也不懂」。

  他又歎口氣道:「也是我們這些後人不爭氣,許多奧術失傳了,比如占星術,測災是最靈的,可惜已完全毀了」。

  梅子孝說:「咱癱子村根本不怕急漲急消的洪水,只怕耐子性子慢漲慢退的潮水,耗上兩個月全村,就泡毀了,說句狂話,自1964年我主持建房以來,癱子村雖然斷過幾條胳膊幾條腿,但沒丟過一條命啊。這災那災,說透了,人要是找不到抗災的法子才是真災呀。跟天鬥跟地鬥,跟災鬥,是我梅子孝這輩子最大的快樂。要沒了災,我梅子孝快八十歲了還活得這麼硬朗?我要這樣對農民說,他們肯定罵我是瘋子傻子,但跟你說,你能聽懂。」

  我說:「子孝叔,你可千萬別瞎抬舉我哦。癱子村這缽子醬,我真的是沒品出啥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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