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17)_雙雪濤

一七

　　▼我的朋友安德烈

　　§一

　　我倒數第二次看見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禮上。

　　東北的葬禮準確來說，應該叫集體參觀火化。沒有眼淚，沒有致辭，沒有人被允許說，死了的人活著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尤其是死了一個普通人的時候。死者的家屬徹夜不眠，想著第二天都會來什麼車，誰給車紮花，誰去給井蓋鋪紙，誰在靈車上向外撒紙錢。若死者有兒子，這個兒子就要想想怎麼把瓦盆摔碎，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順當。若是碎得不夠徹底，親戚們便瞪起眼，覺得你耽誤了行程，讓他誤了一班車，還要撿起來，重新摔過。我便親眼見過有人摔來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邊說：你媽還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撿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個稀裡嘩啦。

　　參加的人也要起個大早，通常是凌晨五點左右。車隊要排好，瓦盆一碎，靈車的司機就斜眼瞧你，你塞給他三百塊錢，他就馬上喊道：起靈！這種人通常聲若洪鐘，兩個字在黎明裡蕩開去，好像要讓街上漂浮的遊魂讓路。若是塞給一百，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樣，叨咕一聲：起靈吧。之所以這麼早就要出發，是為了趕那第一爐，其實早沒有什麼第一爐，不知道什麼人正趕在焚屍爐建成那一天死掉，獲此殊榮，之後的第一爐，無非是那天還沒有煉過人罷了。這淺顯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還是要爭那第一爐，似乎凡事都要有個次序，然後爭一爭，人們才能安心。

　　我爸葬禮的前一晚，我的睾丸突然劇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陣子一直在醫院忙著，沒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閹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萬不要滅了，自己披上大衣，鑽進零下三十度的寒風裡，走進我家對面我爸去世的醫院，躺在一張發黑的床單上，脫下褲子，讓大夫把我的睾丸捅來捅去，看看這兩個一直帶給我快樂的東西，這天晚上怎麼了。大夫是個男人，手卻很細，好像在挑水果，他說：大小一樣，應該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嗎？我說：不正常，家裡有事，沒過性生活。他說：之前正常嗎？我說：聽人家說不正常，時間有點長。他說：沒事兒，我看。說著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裡面有點鏽。他話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點也不疼。

　　診室裡的電子鐘指著四點四十五分，我提上褲子從床單上跳下來，沖著大夫鞠了一躬，然後跑家裡。車隊已經就位，我從車隊的尾巴跑向車頭，親戚們已經在院子裡站好，我媽站在靈車邊上，她從兜裡掏出黑紗，上面有一個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燒紙已經放好，我從褲兜裡掏出打火機，司機及時拉了我一把，遞給我一盒火柴，於是我用火柴把燒紙點燃，看它們冒出黑煙然後化為灰燼。我吸了口氣把瓦盆舉過頭頂，這時突然忘了臺詞。我媽在我身邊輕輕說：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個粉碎，好像是見了風的木乃伊一樣，灰飛煙滅。她塞給司機三百塊，司機聲嘶力竭：起靈！

　　然後，我看見安德烈，披著他初中時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時候一樣，敞著懷，裡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著初中時的破書包，像是提著剛剛斬下的人頭，在熹微中向我走過來。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課。班主任是個三十歲出頭的女人，姓孫，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著我們，在不得已的相互瞭解中，我們發現對她來說，生於和平年代是個不小的失誤。當老師，對於她是屈才，對於我們是有點過頭了。當時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塵，好像剛剛爬過幾座大山趕到此地，說，你們應該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們，一定是我這些年教得不賴，我有辦法治他們，我教過的學生沒有一個回來看我的，我不難過，他們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還是那句話，你們都是好學生，都是考上來的，我不想管你們，我太累了。

　　然後她抬頭看了看我們，好像在確定是不是聽懂了她的話。大部分人都投去聽得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那是1997年，東北的教育體系中誕生出一種擇校制度，堪稱深刻洞察家長學生心理的偉大發明，即是在原本不錯的初中內，設立至少甲乙丙丁四個班（基本上都是如此，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區別開），叫作「校中校」，吸收小學畢業的考生。和後來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這種考試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納九千塊錢才能入學，所以又叫九千班。不過就算九千塊錢在當時是筆不小的數目（我家的這筆錢便是東拼西湊的），可幾乎所有小學畢業生都會試圖報考這樣的學校，誰會在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停下來看著別人從身邊跑過去呢？我們當時的班級便是甲乙丙丁四個九千班裡的丁班。

　　孫老師講話的時候，有一個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孫老師指著他，說：你，起立！他用手撐著桌子站起來，臉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難為情。孫老師說：你叫什麼？他說：我叫安德烈。她說：你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到前面來，把你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他走出來，我們都笑出聲，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極長的挎籃背心，下擺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兩條光溜溜的細腿，腳上穿著一雙舊球鞋。他走到前面，說：老師，沒有粉筆。孫老師從講桌裡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遞給他。他把粉筆掰斷，一大半還給孫老師，留在手裡的只有一小點，趴在黑板上寫：安德烈。字極難看，卻寫得極大，結果把難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個點，好像黑板上爬滿了肥碩的蚯蚓。寫完最後一筆，粉筆剛好用完，「烈」字的最後一點是用手塗上去的。孫老師翻開點名冊，說：名冊上的安德舜是你嗎？他說：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沒關係。孫老師的惱火已經裝滿了教室，安德烈卻不以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說：安德舜，你剛才在桌子上刻什麼？他說：周總理。

　　孫老師似乎嚇了一跳，說：下課之前你要是不把課桌上的周總理劃掉，我就讓你父母來賠！以後考試，你要敢寫安德烈，我就給你零分，以後你要是還穿背心短褲來上學，我就讓你當著大夥脫掉，聽明白了嗎？我下意識在底下點頭，這是小學時落下的毛病，老師問「聽明白了嗎」，無論如何是應該點頭的。安德烈搖搖頭說：沒有。孫老師把黑板擦在講桌上狠狠一拍，說：有什麼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筆灰中慢慢地說：你讓我把字劃掉，是因為寫字破壞了桌子，可如果劃掉，桌子就破壞得更厲害了，而且周總理怎麼是能夠輕易磨滅的？你讓我寫那個我爸起的名字，是因為名冊上是那個名字，可現在我們已經認識了，你已經把名字和我聯繫上了，我寫哪個名字你都會知道是我啊？你覺得我穿背心短褲不對，可走廊裡的校規沒寫不讓穿，你不讓穿是覺得難看，我穿是覺得涼快，如果你讓我脫乾淨，那不是更難看，我不是更涼快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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