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朝榮品諸葛亮(18)_梅朝榮

十八

　　蜀漢政權中，李嚴、廖立、魏延等人對諸葛亮專政攬權頗多微詞，李嚴亦猜忌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國志·蜀書·李嚴傳》注引《諸葛亮集》雲："(李)嚴與(諸葛)亮書，勸亮宜受'九錫'，晉爵稱王。"

　　九錫這項殊禮太複雜，但以下幾項殊禮卻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劍履上殿"，即可以帶著武器、不脫鞋子進入宮廷，享受與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覲不趨"，在朝廷上以快走為禮節，但接受了這項殊禮的權臣卻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贊拜不名"，皇帝和朝儀官對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對權臣卻特別允許不稱呼名字，只稱呼官職和姓氏。這三條都與上朝有關，有了這三項殊禮，皇帝和權臣在朝堂上就幾乎沒有區別了。後來發展的更不像話，竟然出現給權臣設立專座的"殊禮"，還允許權臣跟皇帝平起平坐，儼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樣。由於這種殊禮實在太露骨，一般的權臣都還不敢使用。漢末，曹操欲加九錫，受漢禪，遭到心腹荀彧的堅決反對。覺得九錫實在不是人臣要的東西，曹操為此失了不少人心，實在是得不償失。

　　諸葛亮明知道李嚴什麼意思，不但不檢點，而且還大言不慚地說："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儼然他對目前的權利嗤之以鼻，他之所以不取代劉禪是怕成為眾矢之的，維持現在這種狀況，雖然沒有皇帝的名分，可內外事務統一歸自己決策，也跟皇帝沒什麼區別。作為一個托孤之臣，能對後主指手畫腳，過多地干預朝政，而別人又認為是"鞠躬盡瘁"，諸葛亮可說是古今第一人。

　　諸葛亮死後在給他立廟的問題上，劉禪曾做過一次反常舉動。根據史書記載："亮初亡，所在各處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于沔陽。禁止百姓"私祭"，後主才勉強同意。

　　後主為什麼不同意為諸葛亮立廟？諸葛亮生前，劉禪以"相父"稱之，關係可見非同一般，難道諸葛亮死後立個廟祭祀都不可以了？究其原因只能說是劉禪在報復諸葛亮，因為諸葛亮生前以"相父"身份對後主指手畫腳，壓制劉禪時間太長了。諸葛亮活著的時候，劉禪敢怒不敢言，他死後，劉禪才能直起腰板說話。可見在劉禪心中有多痛恨諸葛亮了。劉禪被諸葛亮壓抑到無法容忍的地步。

　　國不治史

　　中國歷史千百年來，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樣的形象：帝王說他是個忠臣；大臣說他是個賢相；學士看他是個智慧的精靈；百姓看他是神機妙算的神。當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經典評語"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經過大家集體公認的，而諸葛亮這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後人去仔細甄別研究。因為，由他所把持的蜀漢政權的時候，竟然"國不治史，注記無官"。《三國志》《蜀書》《後主傳》中說："……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綢焉。"結果搞得陳壽在寫《三國志·蜀書》時，竟然找不到足夠的史料。那麼諸葛亮為什麼不設史官呢？

　　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纂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為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唐朝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中說：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見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樣的職責，他們共同記錄著王朝大小事務，給後人留下寶貴資料。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重視歷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記載歷史的史官。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炎黃堯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傳統。

　　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冊內史"、"作冊尹"的記錄。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夏、商、周三代處於甲骨文、金文時代，史事記載有限，後人對其歷史的追溯也相當簡略。春秋時期有了竹簡、帛書，史事記載豐富起來，這才有了較為詳實的史書，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學家譽為"歷史之父"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德（Herodotos，約西元前484~約西元前425年）所著的《歷史》一書還要早。

　　劉知幾著《史通》，對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與演變，有詳細記述。他認為史之為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大事。假如沒有史官，就會善惡不分，是非不辨，功過不清，結果是"墳土未幹，妍媸永滅"。

　　宋代文天祥的《正氣歌》裡就有兩個典故："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兩個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晉靈公在位時的一個史官。晉靈公年紀很輕就繼位為國君，不但幼稚，而且驕橫。例如他在高臺上用彈弓射擊行人，以此取樂；他的廚子因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廚子殺了。對晉靈公的胡作非為，國相趙盾屢次諫諍，可是晉靈公不但不聽，反而要殺趙盾。在這種形勢下，趙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難。這時，趙盾的同族趙穿舉兵殺死靈公，然後把趙盾叫回都城，另立晉成公為國君，趙盾繼續擔任國相，主持國政。對這一件事，晉國史官董狐認為，殺死靈公的真正責任者應該是趙盾，所以就直言不諱地在史冊上記下："趙盾弑其君"。趙盾見了，大為吃驚，解釋自己並無弑君之罪。董狐說："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沒有走出國境，回來也沒有懲辦兇手，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誰呢？"趙盾無可奈何，長歎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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