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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第一次單身潮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1950年5月,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佈,隨之而來的是波及全國的離婚潮。上世紀70年代末,第二次單身潮來襲。文革結束後,大批知識青年返城,城市裡迅速聚集起一批大齡單身青年,主要還是女性。因為很多男知青在下鄉時接受了當地的女青年,戀愛成家。可從大城市來的女知青卻很難接受當地的男青年。而現在單身潮的主角則是這樣的一群人:年齡在28歲到38歲之間,收入頗豐,工作繁忙,有情趣,對於婚姻有著非常理智和實際的態度。

  客觀地說來,第三次單身浪潮的到來,更多是年輕人出於對自我的保護,大家都覺得現在的婚姻關係是很脆弱的,既然脆弱易碎,人們就會考慮投入婚姻是否值得,婚姻是否一定是必然。婚姻脆弱的觀念來自三個方面:

  首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單身浪潮的歷史影響下,兩性感情的基礎變得越來越薄弱。其次,女權主義的興起也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使得女性對於自我權利的要求變得格外嚴肅起來,這些自然會反映到對於婚姻的態度上。還有,西方的婚姻觀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都越來越廣泛,這從流行的美國電視劇中就能看出端倪。《欲望都市》表現了都市女人的性觀念的自由開放,《絕望主婦》反映了婚姻的窒悶,這些都暗示了一種狀態:不去借助婚姻,我們也可以有性、有孩子——而且可能過得更好。

  這樣長此以往,如果婚姻不能提高雙方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性生活的品質,人們一般不會輕易地遷就屈從。現代人越來越傾向將婚姻視作一種理想主義的生活模式,走進婚姻的門檻也就越來越高。

  人們結婚越來越遲,這個結論也是有資料支援的。不過,即使沒有資料,稍有些「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人十五六歲結婚,七八十年代的人十八九歲成家,二十一世紀裡而立之年談戀愛也並不遲。

  類似的這些問題有一位經濟學家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過考量。以女性為例,一般說來,單身女子走入婚姻的機會成本更大一些,所以她們寧願選擇單身。還有,這個群體的收入高於普通群體,正是因為經濟上的獨立性這個前提條件,使她們無須依賴男性,也使她們對婚姻的態度變得挑剔。而在舊時代,女子單身的極少,因為女子一無所有,完全沒有經濟地位,嫁給男人,失去的是自由,但起碼可以衣食無憂。在現代社會,一個優秀的職業女子卻面臨著多種選擇,她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機會,有著遠大的前程。如果婚姻要她放棄和投入的太多,她當然會猶豫。所以論條件,單身女子往往不是找不到男人,只是因為婚姻的成本太高,相比之下,單身反而有更好的預期回報。在這種情況下,單身自然便成為理性的選擇。按照這樣的理論,可以預測,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提供給女性的工作與發展機會越多,單身女子群體就會越大。

  有很多情況似乎從側面反映了大齡單身男女擇偶的狀況。據我們從北京某地區出現的大齡男員工擇偶難的企業瞭解到,這些企業的大齡男員工的年齡絕大部分在二十八九歲以下,極個別的員工年齡超過了30歲,不少企業在做這方面工作時,是在為二十四五歲「王小五」們未雨綢繆。與此同時,年齡超過30歲的女性則以單身白領居多。這些大齡女性單身白領絕大多數都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其中不乏博士、碩士,都有一份薪水不薄的優越工作,很多人的個人條件也不錯,就是婚姻問題懸而未決。

  還有一個與「剩女」問題相關的嚴重問題,就是「剩男」,也叫「超男」。

  歐洲學者蒂亞?森是第一個提出「剩男」問題的學者,在1990年他就提出,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正逐漸引起人們的憂慮。許多「多餘」出來的男孩子們,因為貧窮而沒有固定的性夥伴和家庭,所以他們需要用逛妓院或者同性戀的方式來解決性需要。更聳人聽聞的是他的另一個觀點。根據他的計算,到2020年,中國將有3000~4000萬的男性因找不到老婆而成為剩男,這相當於整個大洋洲的人口數量。

  無獨有偶,2004年5月,美國楊伯翰大學的瓦萊麗?赫德森和英國肯特大學的安德莉亞?博爾合作出版了《剩男: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意義》一書,他們在該書中指出,在亞洲,因為種種原因將導致這樣一種局面:擁有金錢、技能和受教育優勢的男子可以結婚,而沒有這些優勢的男子卻結不了婚,他們會在社會經濟底層形成一個剩男階層。在中國和印度,到2020年,剩男將占到年輕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這兩位學者還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指出,處於社會底層的年輕成年男子,為了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會通過暴力手段來實現一些人生目標。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在2004年7月19日也以「我們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脅?」為題,舉行了一場研討會。雙方爭議的焦點在於,究竟男女性別比例與政治安全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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