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痛，在城市的深處(17)_徐曉

農村為什麼這麼窮（2）

　　調查對象之一：失學兒童家庭。

　　該村共有3名適齡兒童因交不起學費等各種原因而沒有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大多唯讀到小學四五年級就輟學。我們第一個去的是袁武波家，他一家7口人，爺爺奶奶分開住（鄉下叫分家），父母和他，有一個弟弟正在念小學3年級。他已經失學1年多了，念到6年級上學期就沒有念了。從調查中發現他父親是個啞巴，個子不高，母親說話也口齒不清。去的第二戶是徐雙家，一家3口，除了媽媽還有個妹妹，爸爸在他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世了。每天徐雙去沙場做工掙些錢。第三家去了幾次家裡沒人，從徐雙口中得知這家也是寡婦。另外還有一家的孩子面臨失學的危機，叫陳龍，他今年上初一，學費是好心的鄰居幫他交的，他一人與聾了的奶奶一起過。

　　調查對象之二：村辦福利院。

　　據說這個福利院是村裡1990年建的，到現在已經破敗不堪了，裡面的情形真是慘不忍睹。裡面共6人，其中2人勉強能煮飯，做一些較輕的農活，另外4人有跛子，有既瞎又聾的，有弱智癡呆的，都是七八十歲的人，也都沒有兒女。我們送去一些舊衣服，他們很高興，他們說已經有幾年沒有人來看他們了。山區的晚上很冷，可有4個人連被子也沒有，靠一些稻草、破棉絮破衣服來保暖，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在另一間屋子裡我看到堆放了許多棺材，那是鄉下最差的棺材，我想大概他們死之後就直接轉到這裡面然後抬出去。

　　調查對象之四：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人。

　　農村稍有點能力的人都出外打工而留下了「386199」部隊（即婦女兒童老人），其中「99」是最讓人關注的，他們大多經歷了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三年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現在也同樣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可他們的權利卻得不到保障，有兒女的靠兒女，而一旦生了什麼大病就根本沒有錢去承擔城裡人都難以承受的醫藥費，只有等死，這在鄉下是非常普遍的事。有一位老人，70多歲，單身過，可他還不得不交納沉重的賦稅，我們去的那天他還被拉去做義務工。另一個是竹山縣的孫家成，82歲，全國勞模，5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曾受毛主席的邀請柬去觀禮台觀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當16年鄉黨委書記到80歲退休，國家幾次提高老幹部的工資待遇，可現在他連一分錢工資也沒有。他說他看不慣現在幹部腐敗的工作作風，多次去北京、武漢上訪，為老百姓請命，卻有好幾次被抓進派出所審問。

　　調查對象之四：乞丐、流浪者和先天性疾病者。

　　杜川村地處山區，走在路上隨處可見「大脖子」病患者，還有許多患小兒麻痹症的，各種殘疾病人縮在一團艱難地行走，有的在乞討。由於無法交談（大多口齒不清或方言太重，有的反應遲鈍），我們沒有很深入地與他們交流。去村衛生所瞭解到，由於山區缺碘，許多人患了大脖子病，國家實行食鹽加碘後就少了，但醫療衛生水準還是跟不上，小兒麻痹症得不到及時治療。

　　誰來保護農村的弱勢群體？我一直在思考。

　　在徐雙家，我問徐雙他媽：「你怎麼不種些中藥材，絞股藍或黃薑等呢？」「我們哪能種哦！沒有錢，絞股藍一畝種子也要幾十塊，還要化肥，去年種了沒有施肥都死了；黃姜根本種不起，一畝田要上百塊……」「為什麼不貸款呢？」「他們哪會把錢貸給我，有錢的才貸得到。」從對其他村民的調查中我也發現同樣的問題：合作社的錢只貸給有錢的人，還要請客送禮。而這樣，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更可怕的是，貧窮家庭子女上不了學，他們只能世世代代重複著他們祖輩的命運。
　　走著山路上學

　　我們去之前的9月25日，《中國教育資訊報》的頭版頭條刊登了房縣下茅平小學譚榮傑老師的事情：譚老師對政府只發35%的工資不滿，帶領7位教師上訪，被公安人員活活打死。我們見到了譚老師的同事們。楊海德是譚老師的生前好友之一,他向我述說了教師的困難：「政府說財政困難，一直只發35%的工資，而且後來連35%都保證不了,現在也只發到了87%。小學教師每月300多元工資,可上有老下有小,教書之外還要種地,……」下茅平小學屬於當地的中心小學，條件還算不錯，可危房、桌椅板凳無錢修的現象非常嚴重，政府不撥款又不能向村民集資，教師生活自然困難，有時只有通過亂收點錢來改善。後來我們去了杜川村瞭解情況，該村小學共3個年級3個班，一個老師，四年級就要去橋上鄉住讀。由於是國慶日，我們沒有見到學生，周老師與我們聊了起來。她一家3口人，夫妻倆都是教師，由於譚老師的事，她的工資增加了，還算滿意，只是一人教所有的科目比較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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