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英雄(9)_田川

戰後（2）

　　
　　闞培同：
　　父親去世後，全家生活沒了著落。我母親是個家庭婦女；我二哥抗戰勝利以後就讀于國民政府的海軍軍官學校，還沒畢業就解放了，他跟著學校跑到臺灣去，沒了聯繫。全家沒有收入怎麼辦？長兄為父，大哥必須支撐起整個家庭。大哥那時候大學還沒有畢業，他只好一面念大學，一面在中學當老師；他既要解決自己的學費，還得供養我們。解放前他大學畢業了，畢業後，他申請支援東北建設，要去瀋陽。他一走，我們在柳州不好辦啊！乾脆舉家北遷跟他去了。我小學畢業讀中學是在瀋陽讀的，讀大學也是在瀋陽。
　　
　　剛解放的時候，我們日子還可以。我上初二那一年正好是「反右」，我開始感受到出身對我的影響了。它後來影響到了我的入團、升學、畢業分配，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影響，而且影響越來越大。比如，我在考慮報考大學志願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一下「國民黨子弟」的出身。我得儘量避免報考那些日後可能受階級成分影響的專業。我喜歡音樂，瀋陽就有個音樂學院，我不敢考，文科我都不敢考，最後選擇了農業機械，我總得念個大學吧，幹一行愛一行吧！
　　
　　 1965年我大學畢業，在城市裡找不到對口的工作。我們畢業的時候，號召支援邊疆，一個教授說，農業機械化程度最高的是北大荒農場，中蘇邊境那一帶的國營農場，南方沒有什麼前途，到那兒去吧。當時還怕不批准，寫了三次申請，批了。我們一行五人，換了兩次火車到了一個叫密山的地方，從密山再往北，見不到房子，一片荒地，沒有人煙！我們五人從來沒有到過這麼荒涼的地方：今後怎麼生活呢，心裡沒底！你也不能把行李扔下打道回府呀！我們又轉了幾次汽車、馬車，才到了地方。一個茅屋，炕還是濕的，連燈都沒有。我們就找個空墨水瓶，裝點柴油，弄根線伸進去，點著了當燈用。北大荒的生活開始了。
　　
　　我開始對那個生活相當不適應，尤其不適應那高粱米，其次是苞米面；第一次吃真是咽不下去，我一個饅頭能吃一個小時。不過那時我們青年學生聽党的話，再艱苦不放在心裡面，怎麼艱苦都不要緊。那個時候大學生是太好用了，不講條件，不講價錢，你指到哪兒，我們就在哪兒紮根，再惡劣的環境我們也忍了。幹活累了，我就唱歌給大家聽，因為文化生活太貧乏，除了樣板戲就是語錄、選集，我能唱歌，愛唱抗戰歌曲，很受大家歡迎，有時也唱蘇聯的、英美的歌曲；記得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叫做《葡萄架下歌舞歡天》。
　　
　　父親是國民黨，不管是抗日也好不抗日也好，到底是國民黨的軍官，那時候是一概而論了，父親是國民黨的，有個哥哥又在臺灣，儘管他沒打過共產黨，他是青島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沒畢業就跟隨學校一起遷到臺灣去了，這也不行。「文化大革命」我跑不了，絕對跑不了，就成了「階級敵人」。他們讓我批判我父親，可我心裡明白，我自己被批鬥是我自己不能左右的，但我肯定我父親是個好人。他們說我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我就和走資派、黑五類一起被揪鬥、批判了大約有四個月。當時，我的最大罪狀還是唱歌，你不唱毛主席語錄歌、不唱樣板戲，就是有罪，這個罪也同我家庭聯繫起來。我的歌本都被收繳了，還作為批判的材料。我唱《黃河大合唱》裡的「黃水謠」都挨批鬥。幸虧我呆的地方是北大荒，貧下中農比較多，不算很嚴酷。
　　
　　在大城市就不一樣了。我母親和我兄弟姐妹在批鬥中無一人倖免。當時我母親已經七十來歲了，很老實的一個人，也被批鬥。她在瀋陽，紅衛兵讓她到臺上去，向她臉上吐唾沫、撒沙子。最嚴重的一次，兩個紅衛兵在她耳朵兩邊各塞了一個鞭炮，點燃，爆炸！從那以後她的耳朵聾了。
　　
　　我大哥在大學畢業後主動支援東北建設，還當過鐵道部的勞模，到北京見過毛主席，因為家庭出身的關係也沒有倖免。他在勞動改造的時候，推板車拉木頭，結果一根木頭從高處掉下來擊中了他的頭部，得了腦震盪，最後他因為腦部的問題癱瘓，由偏癱發展到全癱，在床上躺了十年，死了。
　　
　　幸好母親挺過來了，雖然耳朵聾了，但命保住了。
　　
　　呂鈴：
　　
　　因為我父親是國民黨軍官，所以解放後一直不敢講我父親的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造反派說我父親不是抗日犧牲的。我母親很生氣，就和他們爭論，我母親的性格比較剛強，你打死我我也不認輸；越是剛強，越受挫折。
　　
　　 1970年，她一個人偷偷跑到桂林七星岩，她要去找我父親。母親一個人到處打聽，問那些老人，一個老人帶她在山上草叢中找到了父親的墳。母親講，陳將軍的墳和闞將軍的墳沒有了，就剩了幾個大窟窿，裡面積滿了水，都是「破四舊」給毀了，幸運的是我父親的墳還在，只是側邊有個洞。我母親自己在那兒待了很長時間。她為什麼對我父親這麼忠誠，我不知道。當年我父親到安南駐防，曾給她買了一個寶石，她一直收藏著，沒有打金子做戒指，一直到九十年代，她才把它做成戒指，始終戴在身邊。這是我父親留下的唯一紀念品。就是我今天戴的這個寶石。
　　
　　我母親對我父親非常忠誠，她的性格也非常剛強，儘管生活艱難，但一直沒有再嫁人。「文革」快結束的時候，我母親堅信党和政府會實事求是，所以她常年去北京上訴。沒錢、沒糧票，她精神都快垮掉了。她曾托一個人，希望他有機會把材料交給鄧副主席，如果不成的話就毀掉。就這樣不停地上訴。
　　
　　白壁：
　　
　　「文革」時，整高幹子弟的時候，把我也給捆了起來，算作「黑五類」，關了三個月。其實我1951年下半年才參加工作的，那時候還是學生，學生能有什麼名堂呢？他們說我父親在國民黨裡做過事，他們不說我父親做的左翼的事。我心裡知道，父親是有功于人民的。當時全國都在搞大革命，大頭兒都保不住，那麼多共產黨的老幹部都被整了，我們這算得了什麼呢。從歷史上來講，共產黨這一次失誤了，但這個失誤究竟不會很漫長。它過去功過都會有，不應該片面地光看「過」，也要看「功」，但要說真話，要讓人人都認可。歷史不是你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
　　
　　我現在是民革的成員。父親雖然在國民黨政府作過官，但他不是國民黨黨員，我也不是。「文革」結束後，統戰部來找我，說黨需要我，要我到民革去做海外聯誼工作，把廣西的這個海外關係網給恢復起來。我之所以這麼做，也有我的擔心。父輩的朋友、學生，都去世得差不多了，和我同輩的人也都年紀很大了，如果上下連不上，這個外聯網路就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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