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曇花(123)_高陽

一二三

　　於是美國顧問辛博森自告奮勇，帶了金永炎所擬的一個電報稿，下車出站，到電報局拍發。櫃臺上的成員一看稿子，用英語說了一句：「請稍候。」

　　原來電報是發到上海申報館的，電文是：「申報館轉全國報館鑒：元洪今日乘車來津，車抵楊村，即遭直隸王省長上車監視，抵新站，王省長令摘去車頭，種種威嚇，已失自由。特此奉聞。」而電報局已接到通知，有關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發，所以對辛博森要發這個電報，便須展開國際交涉了。

　　「請問你的姓名、身分。」電報局的領班問說。

　　「我是黎總統的顧問辛博森。」

　　「喔，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們奉命不能發這個電報。」

　　辛博森大為詫異。「為什麼？」他說，「請你詳細告訴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們只是奉命辦理。」

　　辛博森這時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瞭解國際公法上關於通訊自由的保障。中國，我記得也是參加了這項條約的，如果違反規定，我想你應該知道後果的嚴重。」他略停一下又說，「事實上你無法封鎖這個消息，因為我可以通過美國領事館的電臺，將這個電報發到上海。而你們，將毫無必要地擔負起違反國際公約的責任。這是一件很不聰明的事。」

　　那個領班很有魄力，一聽他的話不錯，隨即答說：「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釋，電報照發。」

　　接著辛博森分訪英美領事館，報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兩國領事立即派遣副領事去探望。其時辛博森拍發電報的事，已報告到王承斌那裏，立即加強了隔離的措施，原來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權，亦被取消，因此兩國副領事，竟不得見黎元洪一面。

　　這一下引起了外交團的公憤，但卻無法採取有效的授權行動。黎元洪困在專車上，越想越窩囊，一個想不開，取出隨身攜帶的一管鍍金小手槍，對準自己太陽穴，要扣扳機。

　　福開森大吃一驚，幸虧他眼明手快，跳起來將黎元洪肘彎一抬，子彈直竄車頂，手槍也就被福開森奪下來了。

　　但這並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覺得黎元洪可憐而放鬆一步。相反地，他認為惡人的名聲，反正已經出去了，若無結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態度反更堅決了。

　　到了晚上十點鐘，他又上專車，開口第一句就是：「大總統既然覺得幹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話是對黎元洪的侍衛武官唐仲寅說的：「如果大總統不肯將印交出來，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總統一直住在專車上。」

　　於是黎元洪左右的親信，密密商議，決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國醫院。」

　　「請大總統打電話回去，一交印信，我馬上護送大總統回公館。」

　　電話是由唐仲寅打給伴護黎本危的機要秘書瞿瀛，答覆是：「沒有大總統的口諭，無法照辦。」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車，在站長室要長途電話找黎本危，用湖北鄉話講了好久沒有結果。因為黎本危不能想像有地方長官劫持元首這種危險的情況，猶自極力勸黎元洪堅持到底。

　　這時金永炎已用另一具電話接通了瞿瀛，他說：「大總統的處境，極其難堪，也極其危險。大總統已經自殺過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遲早會出事。」

　　瞿瀛聽得這話，轉告了黎本危，終於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卻還不能恢復自由。原來交通總長吳毓麟等在直隸省長公署，預備收印覆命。此時專車趕回北京，要從黎本危手裏收到了東西，才能放人。

　　結果是站長室做了大總統的行館，左右親信，相對黯然。黎元洪卻還不大服氣，請交辛博森到電報局補發了一個給「全國報館」的通電：「前電到達。王省長率兵千餘人，包圍火車，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國醫院，逼交以後，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張揆辭職，所有命令皆被印鑄局扣留未發，如有北京正式發佈之命令，顯系偽造，元洪不負責任。」

　　這個聲明當然是必要的，但無補於已成的敗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電話，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猶須辦一個手續，才能恢復自由的平民生活。

　　這道手續就是正式向國會、國務院、全國民眾表明：「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表明的方式是發通電，發通電要他親筆簽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懶得再爭，很痛快簽了名，可是一回到家，當然會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養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視非分的尊榮，如浮雲過眼，加以左右親信的慫恿，決定把握一個「纏」字訣，跟直系周旋到底。

　　這就少不得又要發通電了，說交印以後，復要求「發電辭職，交院執行」，照通行法例，「被強迫之意思表示，應為無效」。

　　當然，直系在高淩霨一手導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電說明，大總統離京，不交印璽。「陷全國於無政府地位」，而「節關在邇，軍警索餉甚亟，前途異常危險」，作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淩霨與直系三總長，海軍李鼎新、交通吳毓麟、財政張英華，聯名給了黎元洪一個電報。說「事前未蒙通諭，攀轅無及」，北京為政府所在地，「國不可一日無元首」，懇請「即夕旋都」。這個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棄職潛逃」之意，惹得「泥菩薩動了土性」，覆電表示：高淩霨等人，辭職已經照准，並派李根源代理閣揆，所以「請稍息賢勞」，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閣員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著同為黎元洪具名的兩套文件，運用自如。最有利的，當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兩三點鐘，在天津新站簽署的「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依法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的那個電報。高淩霨經此「授權」，在國務院召集會議，除了澄清總統辭職問題以外，最重要的當然是端午節以前，如何發放軍警欠餉？

　　這除了舉債以外，別無籌款之道。貸借的對象自然是外國銀行。但能跟外國銀行借得動錢的，交通系正當失勢，且與直系敵對，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奮勇，直系亦不願請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況，亦復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個與直系向有淵源，且與曹錕舊識而頗蒙欣賞的王克敏了。

　　「這件事找王叔魯。」曹錕說道，「叔魯有一樣好，公私分明。」

　　曹錕的所謂「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雖然不佳，但決不會將他曹家的錢，裝入姓王的荷包。換句話說，該當是他曹錕應得的好處，王克敏決不會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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