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曇花(124)_高陽

一二四

　　果然，王克敏神通廣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萬元，在端午節前兩天，及時發放了一批欠餉。

　　與此同時，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筆錢，用他自己的不動產，押借了十二萬元，設立一所「國會議員招待所」，預備拆曹錕的臺。

　　因為這時直系逼宮，已演變為直系與反直系的政爭，目標已非目前由誰執政，而是未來的「最高問題」。爭鬥的焦點，集中在曹錕身上，直系擁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於私怨，或由於本身的利害，或由於看不起曹錕，或由於直系準備以鈔票砌成曹錕踏上「最高位置」的墊腳石而大起反感，或由於政治主張的不同，堅持先修憲、後選舉。

　　反曹——阻止曹錕當大總統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採取消極態度，離開北京，使國會無法獲得選舉所必須的出席人數，這就是所謂「拆臺」。黎元洪對拆曹錕的台，當然最熱心不過，所以願意花錢設立「國會議員招待所」，由政學系的要角，廣東籍的參議員楊永泰主持。

　　不過，這個招待所只是過境的接待機構。出京到津的國會議員，每人發給大洋五百元，作為「移滬制憲」的旅費。統計在天津領了旅費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報到。其餘的一百多人，少數回鄉探親，大部分仍舊回到北京觀望風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對擁曹派已構成極大的威脅，因為兩院議員總計八百七十人，舉成數而言，號稱「八百羅漢」。選舉大總統，依法必須有三分之二到會，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湊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這一來，最著急的還不是直系要角，而是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原來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內務總長高淩霨、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山東省長熊炳琦、直隸省長王承斌、議長邊守靖、京兆尹劉夢寅及曹錕的秘書長王毓芝，曾集會作成一個決議，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已提出辭職的聲明，態度消極。所以對眾議院議長吳景濂應該全力爭取，不容生變。這個爭取的任務，交由王承斌。

　　原來王承斌不但與吳景濂同為遼寧興城人，而且有師徒之誼。吳景濂號蓮伯，王承斌號孝伯，兩人合稱為「興城二伯」。師徒二人向來無話不談的，王承斌便老老實實向吳景濂開了條件。

　　「老師，」王承斌說，「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爺捧上臺，閣揆一席，自然非老師莫屬。此外。另外送五十萬，那是大家的意思。」

　　吳景濂一聽這話，心跳不已，定定神問道：「何謂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釋「大家」就是高淩霨那班人，五十萬是活動費。曹錕兄弟對錢看得重，這話不必跟他說。反正由買票賄選的經費中勻出來就是了。

　　「組閣的話呢？」

　　「那是曹三爺同意的。」王承斌加了個伏筆，「將來吳子玉亦決不會反對。」

　　「這是真話？」

　　「我怎麼敢騙老師？」

　　「好！」吳景濂重重地說，「我幹。」

　　▼第二十三章

　　五十萬大洋，一名內閣總理，富貴都繫在國會議員身上。眼看此輩紛紛南下，心裏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園」——賄選機關領了一大筆旅費，派人分頭向南下議員遊說敦勸回京以外，還想出來極妙的一著。

　　「打開天窗說亮話，選舉有好處，誰不想來？不過當時一衝動，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開，所以得給他們找個藉口，開條路子。」吳景濂得意地說，「這條路子，我找到了。」

　　原來國會議員的任期即將屆滿，對於這個切身問題，不管是留京還是南下的議員們，無不關心。吳景濂即是針對這一點，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準備策動議員提出國會組織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條：「眾議員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項但書規定：「議員職務應俟下次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這就是說，下屆議員未曾選出，並依法集會以前，本屆議員的任期，無限期延長。為了不使法統中斷，事實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國會組織法的修正案，需要開會才能通過。這就是一個藉口，一條路子。讓南下的議員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回北京開會，不是去選總統，是為我們自己爭取合法的地位。」

　　＊＊＊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團以外，沒有人當他是現任的大總統。以後外交團也厭煩了，因為他給外交團領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禮的公文太多了，內容則與外交團毫不相干，照譯照轉，不勝其煩；而且出於饒漢祥的手筆，在外交團的中文秘書看來，有不知所云之感。為此，符德禮在一次餐會上，向各國公使、領事宣佈：黎元洪的文件，以後不再轉發，因為無此必要。

　　於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轉過來的「盟友」李思浩、姚震，還有黎元洪的同鄉，氣死「袁皇帝」的陳二庵，都贊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認為黎元洪在天津難有作為。既然眾議僉同，即令浙江軍務督辦及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尚無表示，也顧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為第一，事先一宣揚，而火車站冷冷清清，無人送行，未免難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長聲價。

　　於是隨從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陳二庵、曾任駐日代辦的福建人莊景珂及兩名日本醫生，搭的是日本郵輪，在九月十一日那天，悄悄到達上海。

　　一到便有通電，是先到上海的饒漢祥早就擬好了的：

　　「元洪忝受國民付託，待罪公僕，德薄能鮮，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禍。惟念紀綱不可不立，責任不可不盡，業於九月十一日到滬，勉從國人之後，力圖請獻，謹此奉聞。」

　　接著又招待記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樣文章，直到邀請各省代表開會，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組織政府，改派唐紹儀為內閣總理。他的說法是，要阻止曹錕上臺，就須拆他的臺，而要拆人家的臺，先須自己搭臺，要求各省贊成他的辦法。

　　各省代表願意跟黎元洪會議，是希望組織一個合法合理的全國性政府，並沒有打算支持始終「妾身不分明」的黎大總統，因此推由一向善於詞令的廣東代表汪精衛發言答覆：

　　「各省對黎公個人都極欽佩，去年直系擁黎公上臺，各省所以不一致贊成者，是由於法律上的見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並無誠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現在黎公跋涉南來，為國宣勞，不勝感動。至於組織政府，茲事體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倉卒之間，亦無從表達意見。不過各代表一定會慎重考慮，報告本省，請示可否。等有了覆電，再來奉覆。」

　　這一套「太極拳」，將一大難題，輕易地推開了，以後當然不會再有答覆。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卻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應。

　　原來這時江浙當道交惡，頗有兵戎相見之勢。浙江督軍盧永祥是皖系僅存的實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師師長兼淞滬護軍使，升任浙督以後，便保薦他的學生何豐林，接充遺職。淞滬護軍使由上海、松江兩鎮守使合併而成，直隸中央。但畢竟是在江蘇地方，因此當李純由江西調江蘇時，便打算更動何豐林，改派私人接替，後來由於李純「自殺」，此事擱了下來。

　　及至齊燮元接任蘇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與直系為敵，因此，齊燮元與盧永祥明爭暗鬥，已非一日。

　　而爭鬥的焦點，便在上海這個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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