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說紅樓(18)_高陽

一八

　　▼乾隆手抄本

　　——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公案

　　趙岡教授談《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公案——關於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稿〉》，發表於一月十七日聯副，謂此稿本曾經徐嗣曾收藏，不確！據趙文知聯經出版公司影印此稿，其原本收藏者為楊繼振，請從楊繼振談起。

　　趙文：「楊繼振字又雲或幼雲……隸內務府鑲黃旗，即上三旗包衣人士。」又引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楊繼振，字幼雲，漢軍鑲黃旗人，工部郎中，收集金石文字，無所不精，于古泉幣，收藏尤富。」又謂：「楊繼振著有《星風堂詩集》及《五湖煙艇集》。」蓋有兩誤：楊繼振為漢軍，絕非包衣，清朝內務府，最初固為上三旗包衣所組成，但內務府世家不必盡為包衣，自順治入關後，漢人而入旗者，皆為漢軍，不稱包衣。從各種跡象來看，楊繼振絕非包衣而為漢軍，此非幾句話可以解釋得清楚，亦與這一重「公案」無太大關係。姑從略，此其一。楊繼振藏書之所，名「星鳳堂」而非「星風堂」，此其二。

　　漢軍或用兩名，遇漢人則冠漢姓，遇旗人則避漢姓，故楊繼振又名繼振。《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有繼振而無楊繼振，其傳見《清畫家詩史》。手頭無此書，未能引錄。

　　中華書局版《中外人名辭典》作楊繼振：「清陽湖人，字幼雲，愛藏書，數十萬卷，卷帙精整，標識分明。」最後八字為楊繼振所自道，則敘其為陽湖人，亦可信其確有所本，後面還要談到，此處不贅。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楊繼振條下有按語：「春宇先生諱宜振，漢軍鑲黃旗人，道光乙巳恩科進士，工部侍郎。同治乙丑視學江蘇，昌熾以童子受知幼雲先生，不獨藏泉最富，金石圖書亦皆充牣，近漸散佚，昌熾得其奇零小種，藏印累累，每冊有『楊』字圓印、『石箏館』、『猗歟又雲』印，兩紙黏合處，有『雪蕉館』騎縫印，卷首有長方巨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藏，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數十萬卷，暇日靜念，差足自豪。顧書難聚而易散，即偶聚於所好，越一二傳，其不散佚殆盡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靜幾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予謂吳興數語，愛惜臻至，可雲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於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並以告後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又題後云：『予藏書數十萬卷，率皆卷帙精整，標識分明，未敢輕事丹黃，造劫楮素……』」又引敘：「鮑康為繼幼雲跋《幣拓》冊子：『春宇同年之弟幼雲，與餘有同癖，壬申解組旋都下，聞幼雲收藏益富。』」

　　按：宜振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翰林，同榜有於同光政局絕大關係的兩人，即文祥與閻敬銘。宜振于同治三年四月升補為工部右侍郎，正為文祥隱主朝局之時，次年冬外放為江蘇學政，至十一年秋返京，回任工右，光緒五年正月調戶部右侍郎，七年四月病免。

　　以上所引數據，可以約略歸納出楊繼振的經歷行蹤：

　　1.楊繼振當其兄放江蘇學政時，是在江南。葉昌熾所謂「以童子受知幼雲先生」，當是昌熾以童生赴考，而繼振佐其兄閱文，取中昌熾。

　　2.楊繼振做工部郎中，當在宜振外放之時。因為兄為本部堂官，弟須回避，即不能為本部司官。度繼振北返，當在同治五、六年時，鮑康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到京「聞幼雲收藏益富」，可決其此時在京。

　　3.當宜振回任後，繼振又須回避，即或居官，亦為閑曹，而非必須常到衙門的司官。所以鮑康《戲柬繼幼雲》詩，有「翩然塵海兩閑鷗」之句。

　　4.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前六卷脫稿於光緒十六年前，而星鳳堂藏書已漸散佚，自是繼振已下世的明證。

　　我作上述分析，意在為研究楊繼振及其所藏此《紅樓夢》稿本者，提供線索：

　　1.《中外人名辭典》說楊繼振為陽湖人，必無誤。繼振自述，「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藏」以及「益以青箱舊蓄」等語，在在證明其出身書香世家；而《紅樓夢》稿本上鈐有「江南第一風流公子」印，更明明道出原籍。按陽湖即常州，明朝末科狀元（崇禎十六年癸未）楊廷鑒常州人；子大鯤、大鶴，于順治十六年、康熙十八年先後入詞林；大鯤一孫，亦為翰林，大鶴之後，尤為出人頭地。一子祖楫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翰林；另一子椿，字農先，後其兄六年成進士，楊椿工古文，少為姜宸英、朱彝尊所賞識，後為李紱、方苞所推服，雍正及乾隆初在史局二十餘年，著作極富，其子名述曾，字二思，乾隆舉鴻博，官至侍讀學士，主修《通鑒輯覽》，垂成而卒。楊繼振疑即此楊家之後，至於如何入旗，尚待細考。

　　2.與楊繼振同時的藏書家，有劉位坦父子，位坦字寬夫，順天府大興人，是「天子腳下」的土著，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磚，名其書齋為「君子館磚館」，又名「磚祖齋」，家居京師後孫公園。所以題一門聯「君子館磚館，孫公園後園」。

　　位坦子銓福，字子重，亦好藏書。適之先生的「寶貝」，甲戌本《紅樓夢》，即為劉銓福舊藏。劉氏父子與楊繼振同時同地同好，同為縉紳中人，應無不相識之理，然則既同有《紅樓夢》異本，自亦無不相互借閱校勘之理。兩者曾有何淵源，不妨探索。

　　關於徐嗣曾，趙文中說：

　　周春在其《閱紅樓夢隨筆》中則說有人親自讀到這套全本《紅樓夢》。周春之文如下：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餘雲，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

　　周春，浙江海寧人，字芚兮，號松靄，黍谷居士，生於雍正七年，卒于嘉慶二十年，中過進士，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上述那條記載是書於甲寅（1794）中元日，庚戌是1790年，此年以前最後一次鄉試是1788年。楊畹耕買到兩部鈔本的時間，應該更早一點。

　　誰都可以看得出來，趙文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明明是「雁隅」其人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何以張冠李戴說「楊畹耕買到兩部鈔本」？

　　趙文中又說：

　　據我查證，楊畹耕即是徐嗣曾，乾隆二十八年進士，

　　累遷福建布政使，五十年（1785）擢巡撫，五十六年病卒于山東行次。《福建通志》中有其任官紀錄，但名下注「榜姓楊」。《清史》卷三百三十三有傳云：

　　「徐嗣曾，字宛東，實楊氏，出為徐氏後，浙江海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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