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高陽 > 高陽說紅樓 | 上頁 下頁 |
| 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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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與周春是海甯小同鄉,前後中式,應該是相當熟的朋友。徐嗣曾本姓楊,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號,他中進士後才改徐姓,故榜上仍姓楊,乾隆五十二年,因清兵溺斃案,下吏議,赴京,事既定,於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想來這兩部鈔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間買得者。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鄉試,按清朝考試制度,應由當地巡撫出任鄉試監臨,於是徐嗣曾便於該年鄉試攜帶《紅樓夢》入闈,閩中傳為佳話。五十五年秋,臺灣生番首領為了高宗八旬萬壽,自請赴京祝嘏,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領前往熱河行在瞻覲,想來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經蘇州時,才把有關《紅樓夢》這段佳話告訴了周春,這些事都發生在程甲本問世以前。 說楊畹耕即是徐嗣曾,趙文必有所本,可以不論;但果如所雲,我可斷言,徐嗣曾絕未收藏過這兩部一名《石頭記》、一名《紅樓夢》的鈔本。因為趙文所考證的徐嗣曾的經歷,與事實大有出入。 事實如何呢?第一,乾隆五十二年徐嗣曾根本不曾赴京「打官司」;所以,第二,即無所謂「於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然則,第三,「這兩部鈔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間買得者」,即是毫無根據的空想;再說第四,康熙五十三年雖逢大比之年,而徐嗣曾並未入闈監臨;於是,第五,「徐嗣曾便於該年鄉試攜帶《紅樓夢》入闈」之說,亦成子虛;還有,第六,如果徐嗣曾曾與周春相晤,地點應該在海寧,而非蘇州;最後還有個無關宏旨的第七,徐嗣曾死在乾隆五十五年,而非五十六年,這一點連《清史稿》都錯了,《清史稿·列傳》:「五十五年……命率詣熱河行在瞻覲。十一月回任,次山東台莊,病作,遂卒。」其實,徐嗣曾是死在這年十月而非十一月。 先談第一點,徐嗣曾擢巡撫的第二年有林爽文之亂,「調浙江兵經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議」(見《清史稿·列傳》)。按:「下吏議」者,交吏部議處,並未實令徐嗣曾赴京,所謂「坐不能督察」,即為「失察」,亦非重罪;即為重罪,按清朝的規制,是派大員馳赴福建查辦。除非天子親鞫,或必須兩造對質,而非特簡親藩按問,不能定其是非者,才會召令督撫赴京。 林爽文之亂,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平定。其時閩浙總督李侍堯、常青皆駐廈門、泉州,為福康安辦後路糧台。總督專管軍務,則民政自須巡撫負其全責,亦絕不可能召徐嗣曾赴京,且逗留經年之久。 王氏《東華錄》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諭:「徐嗣曾本系漢員,由科甲出身,朕因其辦理地方事務,尚能循分妥協,是以擢用巡撫。朕平日信任委用,原非若福康安、李侍堯可比;但以柴大紀如此款跡昭然,在浙江既有聲聞,福建自更有物議,徐嗣曾豈毫無聞見者?著該撫即將柴大紀各款跡詳晰查明確實,並此外有無別項劣跡,一併據實參奏,該撫已往之咎,朕已不加深究;今經特旨詢問,若再有徇隱之處,則是自取罪戾,恐不能再邀曲貸!」此諭十分明白,「溺斃清兵案」已邀曲貸,而其時徐嗣曾人在福建,並非在京。 徐嗣曾既未赴京,則回任之說,不攻自破。茲更一考徐嗣曾乾隆五十三年一月至八月的蹤跡,僅據王氏《東華錄》可知: 1.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命徐嗣曾接辦臺灣郡城、嘉義等處改建磚石城垣事宜。 2.同月,命在臺灣為福康安建生祠;後知即由徐嗣曾董理此事。 3.五月,福康安、徐嗣曾會奏,審問柴大紀經過。 4.七月,福建藩司伍拉納補授河南巡撫,但以「徐嗣曾見在臺灣承辦城工諸事,其巡撫事務系伍拉納護理」,特命俟「徐嗣曾回至內地後」,伍拉納再赴河南新任。 5.八月,徐嗣曾奏報,興建福康安生祠事宜,特命「李侍堯、徐嗣曾著准其一體列入」,並親定木牌位置,徐嗣曾居左三。 如上所述,徐嗣曾這年一直到八月都在臺灣,則鄉試在省城,徐必不在闈中,鄉試監臨雖為巡撫的專責,但如巡撫因故不能入闈,亦可由總督、學政或藩司代理。「雁隅」不知何人,看字面是個別號,查《(歷代人物)別署居處名通檢》並無此名;如果有心追索,就當時夠資格入闈監臨的閩中大員或閩籍人士的詩集中,細加搜檢,當有所得。 關於徐嗣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入覲一節,王錄所載,亦甚明白。是年三月初上諭,臺灣獅仔等社生番頭目一十二名均願赴京叩祝萬壽,著徐嗣曾帶同,務於七月二十日以內,前赴熱河。 同年十一月初一記:徐嗣曾卒,調浦霖為福建巡撫。按徐嗣曾死在山東。奏報到京,至少要兩三天工夫,可知死期必在十月而非十一月,否則,不可能初一便有上諭。至於徐嗣曾自福州至熱河,必是經建甌、浦城,翻仙霞嶺入浙,循信安江入富春江,經子陵釣台而到杭州,再由運河北上。這是最近也比較舒服的一條路,到清末還是如此,寶廷放福建主考,來去都是這麼走法,因而才有「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這種風流公案。 運河經海甯、經蘇州,但我不知趙文何所據而想到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經蘇州時,才把有關《紅樓夢》這段佳話告訴了周春」? 《海昌備志》載:「松靄潛心著述,所居著書齋。終歲不掃除,凝塵滿室,插架環列,臥起其中者三十餘年,四部七略,靡不瀏覽。」周春號松靄,卒于嘉慶二十年,享壽八十七。如「三十餘年」以三十五年計,則自嘉慶二十年逆推,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後,周春即自鎖於他的「夢陶齋」中了,徐嗣曾順道往訪,自然是在海寧,而非蘇州。 寫到這裡,我想趙岡教授一定會承認,徐嗣曾並未收藏過這兩部鈔本。不過,這兩部鈔本從「閩中」這個方向去追尋源流,可能是走對了路子,我願提醒趙教授:有正本的祖本收藏者戚蓼生,在乾隆五十七年是福建按察使,他的八十回鈔本,名為《石頭記》,莫非與「雁隅」所得的八十回鈔本是同一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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