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格格(39)_高陽

三九

　　當今皇帝接位以後，也像仁宗一樣格外重視查辦大員的忠誠可靠，因為和珅當權時，派出去查辦的大員大多仰承他的意志，並不能查明真相，因此高宗自以為英察，其實仍受蒙蔽，但也幸而有像錢澧那樣剛直而又有手段來對付和珅的人，將幾件大案查得水落石出，朝廷紀綱才得勉強維持不墜。

　　查辦大員真正是皇帝的耳目，也是真正能使皇帝的威權，充分發揮的關鍵人物，這一層道理，當今皇帝倒是完全領悟到了的。

　　十年以來，王鼎查辦過好幾件大案，有的是查重於辦，有的是辦重於查，查辦兩淮鹽務積弊，即是辦重於查，主要的是要有一個整頓兩淮鹽務的辦法。

　　本來兩淮鹽務，設有專責官員，就是鹽政。這個職位由巡鹽御史演變而來，御史巡查是明朝的制度，權柄極大，最煊赫的是巡按御史，就指定的巡查地方，自稽察官吏至訪求民隱，管的事極多，小事立即裁決，大事亦不妨先作處置，隨後奏報；官吏不法，罪至於死者，可以憑藉皇帝所頒的「尚方劍」，先斬後奏。入清以後，已無巡按御史，因為早在前明末年，巡按御史已改成常設久任的巡撫了。

　　巡鹽御史改成鹽政，演變之始在康熙六年，其時巡鹽已失催課緝私、調節產銷的原意，成為一項有名的好差使，既然如此，不必由御史巡查，所以一年一輪的鹽差，改派六部司員，成為一種獎勵。到了康熙十二年，兼差內務府司員，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因為與聖祖有特殊的淵源，以內務府司官的身分，除了江寧織造以外，兼獲鹽差，而且一年一派，連續十年之久，只看曹雪芹在他的書中所描寫的繁華景象，便可知巡鹽是怎麼樣的一個闊差使了。

　　及至雍乾以後，巡鹽變成專差久任，於是而有鹽政這個正式的官稱。淮南淮北的鹽官，有管鹽場的、有管運輸的、有管稅課的、有管稽察的，皆歸從三品的鹽運使管轄，而鹽運使則「聽於鹽政」。但王鼎及寶興這兩位欽差，並不到揚州去找兩淮鹽政福森，而是到江寧來會晤兩江總督陶澍。

　　江督於鹽務的責任有二，一是緝私，因為鹽梟走私，攸關治安，總督身負保障一方安寧的重任，所以不能不管；二是官督商銷，此由於清朝的鹽制，襲自前明的綱鹽制，亦即是認定地方銷鹽的包商制，如果額定的官引銷不足額，鹽課收入便會減少，所以定出「官督商銷」的辦法，以補不足，此一「官」在兩淮便是兩江總督。

　　不過這還不是根本原因，主要的是，陶澍在川東道任內整頓鹽務，成效卓著，而在江蘇巡撫任內即有改革鹽務的建議，而皇帝對他的才幹，極具信心，所以指示王鼎到江寧跟陶澍商辦。

　　兩位欽差到得江寧，由江寧將軍領頭，率同全城文武迎入接官亭，請了聖安；隨即簇擁至總督衙門西花園赴宴。酒闌戲散，已是起更時分，送至公館安置。

　　欽差的公館打在三山街大功坊的瞻園，此地為明朝開國第一功臣中山王徐達的故居，頗饒池台花木之勝；「辦差」照例是首縣上元縣的事，這位上元縣令姓金，辦事特別巴結，將鋪蓋亦搬了來，打算留宿在瞻園，以便晝夜照料。王鼎聽得此說，甚感不安，將金縣令請了來，當面道謝，請他回府，同時也作了一些要求，或者說是告誡。

　　「我出身寒素，習於儉約；今天在督署的戲酒，在我並不受用，不過我不能一到就讓陶制軍的面子下不來，所以勉強坐到終席。從明天起的飯食，如果我說不用雞鴨，想來你一定不會答應，旁人亦會說我矯情；現在跟金大哥約法三章，第一，兩葷兩素一道湯，用雞不用鴨，用鴨不用雞，絕不許用海菜；第二，早點用外面買的乾絲、小籠包子就很好，絕不要甚麼燕窩粥之類的東西；第三，跟我來的人，飯食跟我一樣，誰要點菜不理他！我相信跟我來的人都能潔身自愛，不會有甚麼騷擾。我知道首縣都怕辦欽差的差，你放心，我不是那種喜歡擺譜的人。」

　　「是。」金縣令答說：「多謝大人成全。我知道大人嗜好家鄉口味，正好這裡水西門有一家教門館子，掌櫃的哈回子，是西安來的，我特為傳了他來當差，但願他能合大人的口味。」

　　「兩葷兩素，不用海菜，」王鼎笑道：「要甚麼大司務來掌杓？他既然是西安來的，想來總有臘羊肉之類的吃食，能切一盤來下酒，我就算很享口福了。」

　　「有，有。」金縣令說：「我還替大人預備了西鳳酒。」

　　西鳳酒是陝西鳳翔的三寶之一，但在江寧來說，除了紹興酒以外，白酒則本省產的洋河高粱就很好；至於西北、西南有名的酒，在市面上只有山西汾酒還能見到，此外如貴州茅台、瀘州大麯，一般人甚至於連名字都不曾聽見過，更莫說西鳳酒。即便是汾酒能在市肆中占一席之地，也還是沾了「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那兩句詩的光。

　　不道這位金大老爺居然能將人所罕知的西鳳酒覓來慰欽差的鄉思，辦差實在辦到家了，盛情也著實可感，所以王鼎連連致謝，而且第二天上午，當陶澍來拜訪時，還特地提到此事。這一來，金縣令的苦心，當然也決不是白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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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鼎與寶興都是翰林，但與陶澍的淵源不同，當嘉慶十五年寶興點翰林時，陶澍跟他只見過一次面，便放了四川鄉試的考官，差滿回京，約有兩年共事，但滿洲的翰林，肚子裡的墨水，多寡懸殊，寶興曾為仁宗詔斥「不學」，跟做學問的陶澍，當然談不到一起，所以彼此只是相識的點頭之交而已。

　　王鼎就不同了，他是嘉慶元年的翰林，連恩科計算，是早陶澍三科的前輩。翰林院是國家儲材之地，官稱為「庶吉士」的新科翰林到院後，先入「庶常館」學習，館中有大小教習，掌院學士或特簡的大臣為「大教習」，而「小教習」則由掌院選派積學能文的編修、檢討充任，每一位小教習帶領三或四名庶吉士，平時討論文史、定期會文，情誼特深。王鼎留館成為編修以後，曾由掌院英和派為小教習，雖沒有直接教過陶澍，但陶澍照例尊稱他為老師。

　　這天是門生拜老師，所以雖以兩江總督之尊，仍舊衣冠整齊地用大禮參拜，王鼎固辭不獲，只好受了半禮。但寶興是陶澍的後輩，便只以平禮相見了。

　　等陶澍換了便衣，茶敘話舊；寶興知趣，略略周旋了一會，託辭服藥，告辭離座。這就到了彼此得以傾訴衷曲的時候了。

　　首先提到的便是死於旅途的蔣攸銛。「老師，」陶澍滿臉感傷地說，「蔣礪帥之死，最難過的是我，當初我原獻議，既然有黃玉林到配地後，會潛回儀徵的隱憂，不如乾脆奏請正法。他說，那一來，黃玉林的部下心生怨恨，或許會出事，害得你惹了麻煩，不如我單銜奏請處絞，你奉旨辦事，誰也怨不著你。礪帥完全是為了衛護我，不道竟獲嚴譴，落得如此下場，老師你想，我問心何能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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