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盡頭(70)_燕妮·埃彭貝克

七〇

　　一天晚上，她在一次會議結束後向H提起她的《西西弗斯》，他也跟她講了自己寫的劇本。幾天後，他倆一起去參加一個所謂革命作家的聚會，忽然之間，那些長久以來互不相干、沒有意義的東西聚合了起來。擁有世界觀的含義就是：學著去看。只有找到正確的詞，才能改變世界嗎？又或者，只要找到正確的詞，就能改變世界嗎？

　　O同志在她關於羅莎·盧森堡謀殺案的文章中，能像描繪受害人那樣細緻入微地描繪自衛民團士兵嗎？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在追問，她是否事先就明白自己要寫什麼，或者說相反地，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尋找才是她的職責所在。這也是在追問，善惡是否真的不可逆轉，簡而言之，其本質就是追問人性是否可能被教化，我們對此抱有的希望是否有界限。這位或那位經典作家，寫作時是投身於時代浪潮，還是在時代之外冷眼旁觀，這與工廠的權屬一樣是生死攸關的問題。用十四行詩寫革命詩歌是向敵人投降嗎，是變相撤退嗎？毛衣上總粘著貓毛、牙齒因吸煙而變成褐色的詩人J，難道是要將革命禁錮在十四行中？如果社會民主黨的蠢貨在六月沒有把我們的領袖囚禁起來，一切都會不同！

　　在這個聚會上，她第一次感覺到文學本身是真實的，就像一袋麵粉、一雙鞋，或者一群起而反抗的人一樣真實。在這裡，文字本身是可以觸摸的東西，在文學和所謂現實之間不存在空隙，相反，句子本身就是現實。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戲劇中一個角色的話被另一個打斷，難道不會感受到同樣的疼痛嗎？共產主義者是為了寫作才來到這個世上的嗎？每個詞都至關重要嗎？

　　可惜我經常缺席，因為我屬於不受歡迎的那類人。我有時性子非常急躁，F同志覺得我不可理喻，把我叫作蠕蟲。真要說句不客氣的話，我可能會說他是個無可救藥的酒鬼。但我沒有這麼說，因為我不希望自己墮落到那種程度。我當然會犯錯誤。我願意毫無保留地進行自我批評。M同志和C同志也對我厭惡至極，他們的喋喋不休讓我很厭煩。現在我必須證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任由M來證明他的道理。舉個例子，M同志在查點撰稿人名單時忘記了我的名字，這讓我很難過。這顯然是不尊重人。當然，我並不想說他是作為法西斯的代理人在參與政治活動。我重申一遍：我沒法證明任何事。我和C同志發生過一次爭執。我開始犯錯誤。

　　突然間，我開始對私底下的交流方式感到厭惡，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這裡說說閒話，那裡說說閒話，然後事情突然就發生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C似乎一直在懷孕和流產。我想說，我現在並不是在揭發什麼。我正在努力讓人最終能以直截了當的方式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你們對我有什麼指控？我為我的尊嚴而戰。我要求M同志站出來解釋清楚，為什麼我沒有收到稿約。M同志應當站起來，C同志也應當出來。我非常清楚自己犯了什麼錯。但不該用「沒有及時交稿」這樣的藉口來責難我。那個Ⅴ是我在莫斯科這裡認識的，他身上很臭，就像一隻橫衝直撞、目中無人的狗。

　　此外，他還撒謊。我立即向領導進行了彙報。每個同志都有缺點，如果一個人說自己沒有缺點，那就說明他沒有做過任何自我批評。順便說一句：V總是以最大的輕蔑和屈尊的態度來對待我，這是我不能忍受的，尤其是他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我認為我們應該將這樣的傢伙從蘇聯領土上消滅。到底是怎麼回事？要是我現在開誠佈公地去談論一個又一個同志，我最後可能會因為某句話而斷了脖子。大家互相幫助難道不是更好嗎？我來到莫斯科，一個鬈髮的高個子來找我。一個做什麼工作都很愚鈍的人，卻是任何反革命分子都歡迎的獵物。他給我帶來了幾首詩。它們糟糕得簡直可笑，甚至讓我感到噁心。我並不要求誰來給我頒發一張榮譽證書。我的要求是，如果有人要在政治上孤立我，就要給出政治上的解釋。每次來到這個房間，我都無法擺脫一種感覺，那就是這裡的一些人對第三人、第四人、第五人或第六人有所隱瞞，而不僅僅只針對我。黨小組必須絕對開放。目前這裡只有一個人沒有欺瞞我，那就是我自己。

　　某天晚上，終於輪到她朗讀她的《西西弗斯》手稿中的幾頁。身穿黃色西裝外套的男人Sch——她至今仍這麼叫他——批評這本書是以小資產階級的主角為中心的。不正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優柔寡斷導致了六月起義的失敗嗎？難道她是想把自己與之等同起來嗎？進步性體現在何處？這個圈子裡唯一年齡稍長的女人O同志用沙啞的聲音反駁道，只要認識到真理就是進步，這位年輕的寫作者就是這樣做的。

　　在踏上新的道路之前，難道不應該對舊道路上的問題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嗎？臉色蒼白、留著小鬍子的K用某種尖酸的語氣回應道：你當然可以投入大量精力去嘗試理解一切，但若不是有人想到了一刀斬斷這個戈耳狄俄斯之結①，你到今天都還拖著它。詩人J的毛衣上粘著貓毛，牙齒因吸煙而變成褐色，他說他喜歡的正是她講故事的緩慢節奏和回環往復，它們反映了主人公的停滯狀態。完全正確，H說，這個故事終究還是要通過語言來講述，而不僅僅是通過情節，如果他們這些革命作家真的想要創造一個新的亞當，他們唯一可以使用的黏土就是語言！他的一縷頭髮垂在臉上，但他甚至都沒有注意到。

　　﹛① 比喻使用非常規手段，解決不可解決的問題。﹜

　　T同志隨即提高嗓門說——在這個小聚會上，其實沒有必要這樣大聲——如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留意這些寫作技巧，專注於對寫作本身進行思考，那麼文本就失去了用以超越自身的全部力量，她覺得這樣太可惜了。倒不是可惜，臉色蒼白、留著小鬍子的K補充說，但可能很危險，因為一個人在享受某件事的時候會停留在原地，不再進步。難道說她一直是在深淵邊緣寫作，而現在及時找到了將她拉回來的朋友嗎？她在孤立無援中默默寫下的文字，現在通過這些批評與認可，難道已經變成了另一種東西，會將她與這些友人更親密地聯結起來，比十八歲的親吻還要親密？T同志的話刺痛了她，但H這回甚至沒有顧上甩頭髮，他的話產生的幸福感讓她有點暈眩，一直流淌到指尖，但無論是T還是H，都沒有對她的所想所問漠不關心。冷漠在這個圈子裡是不存在的，因為在這裡每個詞都至關重要。十八歲的年紀還不夠。

　　加入共產黨後，她將自己投入到這種生活的中心，她現在屬於這樣一群人，他們的靈魂和肉體在經歷了幾世紀的倦怠之後終於回歸自身，並開始向前追逐，對於個體來說，當下的時代太大、太快了，但如果戮力同心，他們在全速疾馳中也能夠在時代的高峰上站穩腳跟。在履歷中，這一切都總結為一句話：1920年我加入了奧地利共產黨，介紹人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先驅G同志，以及U同志，當時她是維也納馬加雷滕區支部書記。

　　她必須交代介紹人，儘管U此後被開除了黨籍，還被蘇維埃法院在缺席審判中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現在流亡在巴黎。換句話說，在她年輕時，這位左派份子為她做了擔保。難道她現在會被釘死在自己的青年時代，年輕本身會成為她受責難的理由嗎？

　　在她第一次寫履歷的時候，U這個名字還是值得一提的。當時她寫道：1920年我加入奧地利共產黨時，貢獻卓著的共產國際幹部U同志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先驅G同志是我的介紹人。

　　申請加入蘇共時她寫了第二份履歷，只是簡單地寫道：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先驅G同志，以及U 同志為我做了擔保。

　　當時這位貢獻卓著的共產國際同志已經有一段時間不參加任何共產國際會議，也不再擔任任何職務了，有傳言說她與殺害基洛夫①的兇手密謀，但沒人知道具體是怎麼回事。

　　﹛① 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1886一1934），蘇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于1926年至1934年任列格勒省省委第一書記，任期內在列格勒斯莫爾尼官被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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