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盡頭(80)_燕妮·埃彭貝克

八〇

　　三個人一起笑了。但是，如果H同志——她究竟還算不算同志？——碰巧在審訊時想起他講過這個笑話，那肯定會讓他大難臨頭。於是S同志便會選擇右邊的那一摞，而不是左邊的。

　　唯有當這個回憶沒有出現在他腦海裡的情況下，H的那份文件才會落在左邊的那一摞上面，被轉交給L同志。

　　L同志也許——誰知道呢——會在翻閱檔案時突然問自己：H就是那個女人吧，每次開會，他經常從遠處欣賞她那頭漂亮的紅發，但從來沒人介紹給他認識。於是他會順帶問一問剛拿著新檔案進來的秘書，問她知不知道這個H是什麼樣的，秘書會說：哦，那個紅頭髮猶太人。接著，在秘書離開後，他會將H的履歷放在右邊那一摞上。

　　儘管她顯然是那個曾經公開辱駡過他沒種的H 同志的妻子。

　　但據他所知，H已經被捕。

　　隨後，在他繼續整理檔案之前，他會在某一刻試著想像，這個有著乳白色皮膚的紅發猶太人，雙腿間可能是什麼模樣，毛髮也是紅的，還是金色的？

　　但是，假設秘書在L同志手裡拿著H檔案的那一刻沒有走進房間，那檔案很大概率依舊會落在L 同志左邊那摞上，並轉交給F同志。

　　F同志與H同志很熟，也認識她被捕的丈夫。他認為，他們兩人完全不可能是所謂的託派間諜。他辦公桌右手邊的文件堆上已經有五位好友的檔案，他會為他們直接向斯大林求情。超過五個就完全沒意義了，這一點他很清楚。

　　也許他會起身從架子上拿一瓶伏特加。當他倒滿一杯、一飲而盡時，他想起了在作家協會最近的那次座談會上，他被稱作一個無可救藥的酒鬼。

　　也許他會回到辦公桌前，再次查看朋友們的檔案，最後從中取出其中一份放在另一摞上，也就是左邊的那摞上，同時把H的文件放在右邊。

　　不久之後，他只把左邊一摞裡的檔案轉給他的蘇聯同志Shu。

　　如果不是這樣呢？如果他沒有把H和他的五個朋友中的一個調換，而是把她轉交給 Shu同志，會怎麼樣呢？

　　那麼，Shu同志仔細研究了H的檔案後可能會看到，不，肯定會看到，麗莎·法倫瓦爾德，簡稱F，實際上是H同志，因此她這天便不會被歸到德國同志的配額中，無論是第一類還是第二類。

　　一周後，到了要逮捕H到M字母的時候，H會破例在老朋友O家過夜。在實施逮捕的前一天她會在紅罌粟咖啡館偶遇O，並向她訴說自己的孤獨，這種孤獨只能向這樣一位相識多年的好友傾訴。

　　H被捕後，我真是前所未有地孤單，她會對朋友說。於是，O會挽起她的胳膊，帶她走出咖啡館，和她一起沿著阿爾巴特街散步，一直走到O的家所在的公寓樓。深夜，H還會和她的朋友講九歲的薩沙和紙飛機的事，接著開始哭泣。隨後O會在她小房間凸窗的位置鋪一張床，讓她的朋友H留下過夜。

　　因此當輪到字母H時，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執法人員去她家便會撲了個空，於是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因為接下來的一周就輪到了字母N，比如諾伊維德納，此時H同志的蘇聯國籍申請也被批准，於是她永遠脫離了Shu同志的管轄。

　　到了1938年底，秘密警察首腦葉若夫被捕，按配額進行大清洗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儘管許多被葉若夫逮捕的人再也沒有出現。H同志本來還會寫許多信，想打聽出她丈夫處境如何，身在何方，但這些信沒有一封會得到答覆。她還會去辦事窗口許多次，詢問他的下落，還會很多次看到和聽到一個又一個工作人員在她面前氣急敗壞地關上小窗。其他來問詢的人運氣更好，他們會在這些窗口前得知，她們的丈夫或兒子被關在另一所監獄，或者已經被流放，他們很可能會在流放之地餓死，也可能會凍死。於是她們開始叫喊或懇求，也有些人只是默默流淚，一言不發。

　　至於謀生，她不可能像被捕的V的妻子那樣做裁縫；那次經歷早就讓她明白自己在這方面確實沒有天賦，邋遢和破爛。她也不能申請去做莫斯科李蔔克內西德語學校的老師，因為這個學校的幾乎所有教員都被逮捕，在半年前就關閉了。在馬恩研究院、莫斯科廣播電臺、出版德語書的蘇聯出版社，以及《德意志中央報》——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被捕的H的妻子。

　　但她肯定不是妓女。

　　是嗎？

　　兩雙鞋？一升奶油？十五個土豆和半磅黃油？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請幫幫我。請您給我工作。不要讓我墮落。

　　為了讓這具身體活著，將身體和身體的開口一次出賣一個或半個小時，真的有那麼糟糕嗎？

　　她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能在最後一刻成為《國際文學》雜誌蘇聯詩歌的譯者要感謝誰。

　　從一種語言翻譯到另一種語言的時候，一首詩到底在什麼地方？只有在這片文字無人區度過的幾小時裡，她才會偶爾想起除了自己所愛的男人和自己的不幸之外的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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