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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從斯圖加特飛到漢堡，從漢堡乘車到基爾，沿途有很多牛，我們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荷斯坦奶牛的老家。司機是出版商的銷售代表。我總能從銷售代表那裡學到東西。這位銷售代表解釋說，德國讀者希望我更「政治化」，他還告訴我，因為社會評論都是政治化的，所以我的小說也很政治化，他說：「你的書很政治化，你卻不是政治化的人！」 　　我不知道這樣說是批評我還是客觀陳述事實，但我認為他說得對，在基爾藝術館的讀書會上，觀眾們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這批觀眾很不錯。 　　但我沒有回答，反而試圖轉移話題，談談如何講故事。我告訴他們：「我就像一個製作家具的工人，所以我們還是談談怎麼做桌子和椅子吧。」從他們的表情中，我看出他們希望聽到更複雜、更有象徵意義的闡釋。「我準備寫一本新小說，」我說，「講一個女人決定結婚，不是因為她遇到了真心想嫁的人，而是因為她厭煩了交往各種壞男朋友。」只有少數的觀眾笑了，於是我又用德語說了一遍，笑聲多了起來，但我懷疑他們是在嘲笑我的德語。 　　「這可能是我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的作品。」我告訴他們。這時我發現他們徹底失去了興趣，無論我講英文還是德文都無濟於事。「我打算叫這本書《我的最後一個壞男友》。」（把書名轉換成德語後，我發現效果很可怕：Mein letzter schlimmer Freund，觀眾們不但沒笑，反而很失望，因為它聽起來就像是一本討論青少年問題的書。） 　　停下來喝水的時候，我看到有觀眾離開了會場，後排的走得尤其多，留下來的人也在痛苦地等待我講完，我沒有信心告訴他們我打算寫一位作家，因為這樣恐怕會徹底打消他們的興趣，而且我已經講了太多關於敘事技巧和視角的內容，連我自己都厭煩通過談論自己的本職工作來取悅他們了。 　　＊ 　　從我在基爾的酒店房間可以看到海灣裡的輪渡，它們往返於瑞典和丹麥，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和艾倫去坐坐那些輪渡，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和丈夫、孩子一起旅行，還得帶個保姆照顧孩子。 　　＊ 　　關於我要寫的那位女作家：她真的相信婚姻意味著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觀察世界了嗎？如果她已經結婚，可以和丈夫一起找妓女談談啊！對於一位女作家，丈夫可以給她帶來更多自由觀察的便利，也許我要寫的這位女性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知道艾倫會不會拒絕和我一起觀察妓女接客。他當然不會拒絕的！ 　　然而我真正需要邀請的同伴應該是我的父親。 　　＊ 　　在寄給她父親的明信片（印的是漢堡紅燈區的妓女在窗口拉客）裡，露絲寫道：想你，爸爸。對你說了那樣的話，我很抱歉，那太惡毒了。我愛你！露西 　　＊ 　　從漢堡飛往科隆，從科隆驅車前往波恩，莊嚴宏偉的大學。 　　觀眾中第一次有人問起我的眼睛。（所有採訪我的記者都問過我。）提問的是個年輕女人，看上去像個學生，她的英語幾乎稱得上完美。 　　「誰打的你？」她問。 　　「我父親。」我告訴她。觀眾們全都安靜下來。「用他的胳膊肘，我們當時在打壁球。」 　　「你父親很年輕？可以跟你一起打壁球？」年輕女子問。 　　「不，他沒那麼年輕，」我告訴她，「但他的身體很好。」 　　「那你接下來一定打敗了他。」學生說。 　　「是的，我打敗了他。」我說。 　　然而讀書會結束後，那個女人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不相信你，是別人打的你。」 　　我也喜歡德國人的這一點：他們會自己得出結論。 　　＊ 　　當然，如果我寫一本關於女作家的第一人稱小說，那些書評人難免會給它貼上「自傳」的標簽，以此宣揚他們的結論：我是在寫我自己。但我不能因為擔心作品出版後會引起某種反應而回避特定的寫作方式。 　　艾倫很可能會抱怨我連寫兩本關於女作家的小說，但他也說過，編輯不能建議作者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我當然要提醒他這一點。 　　對於這部新小說，更重要的是：壞男朋友到底做了什麼，才會讓女作家在觀察妓女接客後產生了羞恥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她下決心要改變自己的人生？ 　　看過妓女接客之後，男朋友可能一時興起，想和女作家做愛，結果讓她覺得他做愛的時候想的是別人，不過這無非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性經歷而已，刺激她的必須是更可怕、更羞辱的事件。 　　在某種程度上，比起實際寫作，我更喜歡小說構思的階段，因為存在各種可能性，而等我敲定了細節和語言之後，選擇的機會就沒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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