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解放日誌(2)_鄭智我

二

　　話音剛落，老頭老太兩人就進了我房間。

　　「飯我可以做，但是睡覺你得讓她去別的地方睡。我們家哪有房間給她睡啊？前面嫂嫂家不是有好幾間空房嗎？」

　　母親生怕自己的話被客人聽到，湊在父親的耳邊說。別看父親當年被稱為傳奇革命家——在被國軍包圍的前一刻，憑著堪比半仙的直覺，從秘密基地逃了出來，救了穀城縣的黨組織——這會兒沒了國軍或警察的包圍，他可連半點警惕心都沒有。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母親耳語的意圖，反而像渾身起了雞皮疙瘩似的揉著耳朵大聲說：「怎麼沒有房間？跟孩子睡不就行了？！」

　　「你看你！別人都該聽到了。也不知道她在哪裡睡過打過滾的，怎麼能跟孩子一起睡呢？要是讓孩子染上跳蚤怎麼辦？」

　　母親特別愛乾淨，連天花板上的煤煙漬都忍受不了，非得每個禮拜用勺子一點點摳下來才肯罷休。家裡來了一個陌生女人，母親最擔心的卻是跳蚤。父親一臉嚴肅地望著母親，說：「你說，我們在智異山拼上性命是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老百姓嗎？她就是當年你誓死保衛的老百姓啊！」

　　父親的眼神無比堅定又悲壯，要是有人把這一幕拍下來，說他是一個馬上就要上刑場的獨立運動將士，或是一個望著犧牲戰友遺體的革命家，也不會有人懷疑。我差點笑出聲，母親卻頓時氣勢矮了一截，默默地走出了房間。當年的我十七歲，看到父親為了讓一個女商販在家裡借住一晚，還要扯上老百姓；看到母親聽了這麼幾句話就瞬間沒了脾氣，不但沒了脾氣，還慚愧到漲紅了臉，就覺得兩人比我當時正在讀的加繆的小說《局外人》更加陌生。

　　平日母親因為腰疼，只能做一些簡單的大醬湯和泡菜。那天她卻把櫥櫃裡珍藏已久的新碗碟都祭了出來，為那老百姓做了一頓她能力範圍內最豐盛的晚餐，給她鋪上了最舒適的被褥。

　　一晚上過去，父親的那位老百姓給我留下了一身的跳蚤，還用一根椽木挑著順走了半袋子大蒜。之後的一個月，我都在一邊撓著身子，一邊咒駡那個所謂的老百姓、埋怨著家裡的那位革命家，但不時又嘎嘎笑出聲。因為那被順走的半袋大蒜就像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象徵，尖銳又赤裸。而那兩個「受害者」卻恰恰相反，堅決不認為自己遭到了背叛，只是惋惜了好長一段時間，感慨「要不是迫不得已，至於這樣嗎？」不僅沒有因為對方的忘恩負義而憤慨，反而懷著期待，希望在未來的新世界裡，老百姓可以不用為了飽腹而去偷半袋大蒜。但誰能保證那個女商販不會用那偷來的半袋大蒜換回一盒蜜粉，把佈滿雀斑的臉撲得粉白粉白的，去勾搭有錢的老頭呢？然而，我的父母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一層的。他們是淳樸的社會主義者，是兩個不懂世態炎涼的鄉巴佬。

　　回想起來，出獄回歸社會之後，我父母在生活中的一舉一動就一直都是這副模樣。父親不只在政見上是一名社會主義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社會主義者。就像我說的，父親作為新手農民，在農活兒上可是一點兒耐性都沒有。他常常一個鐘頭就回家一趟，喝一杯燒酒，讀幾行報紙，然後再回田裡，往來得比搬糧倉的老鼠還頻繁。每次回來，父親的身上都沾滿了各種野花野草的種子和泥土。母親一看到父親走進院子，就會立馬跑上前，嘮叨著讓父親抖抖衣服，脫掉襪子，洗洗手、衝衝腳。但這時的父親也一副仿佛無所畏懼的樣子，只是隨手拍拍褲腿，就大步流星地進了屋。

　　「哎喲喂，跟頭牛說幾次也該聽懂了吧，讓他抖抖衣服洗個手，能有多難啊，非要跟人作對，我真是腸子都要被他氣炸了。」

　　母親一邊埋怨，一邊邁著小碎步跟在後面，把從父親身上掉落到屋裡的種子和泥土用手攏到一起扔掉。父親剛才還一臉淡定地看著母親收拾，這會兒也覺得母親的嘮叨有些過了，啪的一聲把報紙攤開，提高了嗓門說：「我看你就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者嘛。」

　　就讓他抖抖衣服洗洗手，跟社會主義有什麼關係？連我都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便放下手中的尼采，望向父親。

　　「社會主義的根本是什麼？」

　　母親不疑有詐，還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張口就來，脫口道：「就是唯物論唄。」

　　「是吧！那你腦子是幹什麼用的？你想想，人是哪裡來的？可不是什麼老天爺隨口說了一句『這裡要有人』，人就從天上掉下來了。人是從泥土裡生長出來的。所以你剛才掃起來扔掉的、一直看不順眼的，不都是我們人的起源嗎？一個社會主義者，在生活裡也得貫徹唯物論才行啊。」

　　竟然還扯到人類起源了……聽到小學文化的父親說起這些高級詞匯來就跟說方言一樣順溜，我忍不住笑了出來。可能連母親也覺得父親這次從泥土扯到唯物論，有點太過牛頭不對馬嘴，所以沒有乖乖服軟，忍不住用父親聽不見的聲音嘟囔：「大道理倒是編得一套一套的，有那個時間早都把衣服抖乾淨了。」說罷轉身出去了。

　　就是這樣一個父親，一個就連沾在褲腿上的泥土都當作人類起源、看得無比重要、不願輕易撣掉的社會主義者，最終也塵歸塵，土歸土，回歸源頭了。一頭撞在電線杆上，連人生的最後一幕都像極了他的風格，充滿幽默。當然，恐怕一頭撞上去的那一刻，他也不敢相信眼前戳著這樣一個攔路虎。父親堅信是老百姓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了人類的歷史，而自己就是懷著這樣的心境，認真地邁出了那一步。只是那裡剛好戳著一根電線杆罷了，不經意地，偏偏就立在那裡。真是絕了。

　　三四個工人師傅抬著一些白色的菊花裝飾走進了弔唁廳。菊花是母親選的，標價二十萬韓元。我當時說要選那套標價一百萬的，但母親一邊流著淚一邊說：「孩子，人都死了，身子也是要爛在土裡的，買那麼貴的花有什麼用？」

　　母親果然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做出了一個唯物論的結論後，她瞥了我一眼，堅定地選了一套最便宜的。雖然我只是個兼職的大學講師，只能奔波在不同的校園裡授課，賺點零星的課時費，但我想，這是父親的最後一段路了，至少讓他走得風光一些吧，如果把存摺裡的錢都掏出來，也不是付不起。不過我最終還是遂了母親的意思。一來不知道是有信仰的人都這樣，還是只有我的父母這樣，總之不管是父親還是母親，固執起來都跟頭牛一樣，我可沒有信心說服她；二來既然他們同為社會主義者，多半理念相通，想必父親也不會因此遺憾。

　　黃老闆從工人師傅背後露出了一截腦袋。

　　「欸，小妹。」

　　這個叫黃老闆的，是經營這家殯儀館的三名合夥人之一，一個小時前才剛和我打過招呼。這小地方只住著區區兩萬七千人，一打聽就能發現，黃老闆是我堂哥的同學，也是竭力建議將葬禮辦在這裡的樸東植——與父親同為民主勞動党的同僚（在這一帶不過百人）——沒有血緣關係卻勝似親人的好兄弟。樸東植甚至在去年就非常有先見之明地幫我父親把遺照都準備好了。昨天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就溫柔又不厭其煩地聲稱自己把我父親當作叔叔看待，讓我把他當哥哥，那語氣好像我跟他認識了十年一樣。連母親都好像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誇張地重重點了點頭。所以我便在父親臨終之際，多了一個原本命裡沒有的哥哥。這麼一來，一個小時前剛認識的黃老闆也成了我哥哥了。送走了一個血親，多了兩個親人，也不算虧本？我望著這個一小時前剛成為我哥哥的黃老闆入了神。

　　「我要跟伯母打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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