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解放日誌(10)_鄭智我

一〇

　　我望著那裝著十七萬零五百韓元的信封，有些悵然若失。燒酒一瓶，香煙一盒。父親心甘情願地給別人掏了一千兩百萬，而用在自己身上的，一天只有四千塊。

　　父親最後一天的消費有些「奢侈」。四月三十日，九千五百元（餐費4000×2=8000，燒酒一瓶1500元）。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天，跟另一個人享受了一頓每人四千韓元的晚餐。多半吃的是大醬湯，另一個人十有八九是朴教官。結賬時，靠著教師退休金湊合過日子的朴教官肯定好好推拒了一番，但我那不願欠人情的父親，就算患上老年癡呆也依然本性不改的父親，一定是一副豪氣的模樣，抽出了一張萬元「大鈔」。

　　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了什麼叫「無能為力」。

　　剛才還煙迷霧鎖的川邊道路，轉眼變得清朗了起來，讓人不禁懷疑剛才的濃霧是不是一場夢。或許是因為霧氣留下的水滴，讓清晨的陽光顯得格外燦爛。就在這陽光照射下的瀝青路上，出現了兩個老人的身影。一個是剛才來過的朴教官，他身旁那位傴僂的老太太，估計也是三五鐘錶鋪的常客、父親的同學。朴教官剛才還說等大家一塊兒過來，結果走到一半，又跟著老太太一塊兒折返回來了。

　　老太太一臉淡然，把裝弔唁金的信封塞進箱子後，祭拜了起來。也不知道是因為父親的死，還是因為聽到了殯儀館黃老闆的悲苦人生，母親哭得有些虛脫，此刻正在休息室裡休息。接下來，母親大概只能留在休息室裡度過整個葬禮了。因為母親身患脊椎管狹窄症，要是對每一個賓客都一一彎腰回禮的話，說不定緊接著又得辦一場葬禮。於是我代替母親向賓客回禮，成了今天葬禮唯一的喪主。畢竟吃了藥之後，父親的精子也只復活了一次。

　　老太太用粗糙的手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她那個年代要是能讀完小學，多少也算個知識分子了，而這雙手並不像生活安穩的人會有的，甚至比母親當年辛勤務農時的手還要粗糙。還沒經過我同意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讓我不免有些抗拒。這場葬禮下來，不知道會有多少人來抓我的手，想想就覺得頭暈目眩。要是能像只狗一樣宣示一下自己的領地就好了。

　　「生怕別人不承認他是三秒老頭，走得還真是急啊。」

　　三秒老頭？老太太雖然外表粗陋，眼倒是挺尖的。

　　「你爸喝一杯燒酒只用三秒鐘，所以叫作『三秒老頭』。三秒老頭來店裡，不會直接坐下，要先跑到冰箱那裡拿出一瓶燒酒，倒上滿滿一杯，一口就灌到嘴裡了。」

　　旁邊朴教官也點了點頭，補充說：「這位是三五鋪旁邊的平價小飯館的老闆娘。走到一半碰上了，說自己來有點不好意思，我就陪著她一塊兒來了。」

　　鐘錶鋪旁的小飯館，應該就是那家擺著兩張水泥圓桌賣湯飯的小酒館，客人都是無所事事的老頭子。還好剛才沒有告訴母親。母親最痛恨酒家女，這也都是因為我。

　　我小的時候，父親總是帶著我出入各種場合。遇到趕集的日子，還會帶我去五岔路口那邊的河東人家。那是一家簡陋的小酒館，連招牌都沒有，就因為開酒館的是河東人，所以大家就隨口叫它「河東人家」。父親經常大白天跟朋友在那裡喝酒，連下酒的小菜都不點。他把我架在膝蓋上，一邊喝酒一邊晃腿。我就像坐著秋千一樣，在父親的腿上一邊高興地搖晃，一邊吃酒館老闆娘遞過來的零食，毫不忌諱地混跡在酒席間，參與著各種話題，咯咯地笑，完全沒有個孩子的模樣。

　　有一天，身材肥碩的老闆娘突然擺著身子，擠著鼻音說：「這麼久都不來，我還以為以後都見不到你了呢。」

　　「哎喲，看你說的什麼喪氣話，我對你可是一片丹心呢。」

　　父親耍起了嘴皮子，拍了拍老闆娘的屁股。我一下從父親膝蓋上跳了下來，一把抓住了他的手。當時的我才五歲，脾氣卻不是一般地倔，硬是把父親拽了出來，讓他連一杯酒都沒喝上。我一直斜著眼睛狠狠瞪著河東人家，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視野中。那之後，只要我在身邊，父親便再也沒有靠近過五岔路口那邊一步。

　　雖然當時的我才五歲，心裡卻早已是個小大人了。所以父親拍老闆娘屁股的事情，我沒有告訴母親。是父親自己說的，好像拍拍其他女人的屁股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之後父親每次要去鎮裡，母親就會開他玩笑問道：「又要去拍河東人家老闆娘的屁股啦？」而我會突然抽風，抓住父親的褲腿癱倒在地上。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河東人家的老闆娘，但我想父親應該還見過，只是不再把我帶到小酒館去了。

　　這事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卻一直記得很清楚。其實也就是看到了父親不為我所知的另一面罷了——革命家身份之外的一面。而被幼時的我發現的那個舉動，其實也是一般男人都會做的事，並不出奇。即使在長大以後，每次路過河東人家，我也都會把頭扭向一邊，故意不去看它。或許我真正回避的，不是河東人家的老闆娘，而是隱藏在一個偉大革命家軀殼下的普通男人的欲望。那時父親已經被關進監獄，我相信我的父親是一個為了正義不畏犧牲的偉大革命家。準確地說，我必須堅信這一點，才不至於放棄監獄裡的父親。

　　「哎喲，嫂子來了？」

　　樸東植不知道什麼時候睡醒了，走過來一屁股坐到了老太太旁邊，好像對方是自己的好姐姐一樣，摟著老太太的肩膀。

　　「小妹，打招呼沒？這可是你爸的最後一個情人。」

　　「你看你，開什麼不著邊的玩笑？讓孩子真誤會了怎麼辦呀……」

　　老太太突然像個羞澀的小姑娘，擰了擰身子，從樸東植的懷裡掙脫出來。誤會個屁啊！不對，她一副典型的勞動婦女模樣，莫非真的是父親的理想型？我默默地看著他倆笑鬧，心裡想。

　　「每天早晚相見，這還不叫情人，什麼叫情人？」

　　「他確實是快把我們店的門檻踏破了，但你以為他是來找我的？他是來找酒的。」

　　這兩個人好像完全沒有考慮過我的心情，一唱一和地說著相聲。

　　「話說回來，昨天還剩了半瓶燒酒沒喝完，放在冰箱裡呢……這以後也喝不上了。生前那麼愛喝酒的一個人……每天至少都得喝上三瓶來著。」

　　父親養成每天喝酒的習慣，就是在他照著《新農民》開始紙上種田那會兒。父親從小就在農村長大，卻沒幹過一天農活兒。雖然拼了命要建設一個勞動者和農民當家做主的國家，但他本人卻跟勞動沒什麼關係。對於父親來說，勞動要比革命痛苦得多。當遊擊隊員時說著不惜凍死、餓死、中槍死，到了要給辣椒田拔草的時候，兩個小時都堅持不了就要灰溜溜地跑回家，用啤酒杯裝滿燒酒一飲而盡。每次看到這樣的父親，我都在心裡一邊嘲笑，一邊思考革命家和耐性之間的關係。那時上高中的我得出一個結論：

　　有耐性的人成不了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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