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27)_赫塔·米勒

二七

　　範妮用第二次精確的稱量告訴我們，她是公平的。稱好的一份份麵包放到架子上，蓋上白色亞麻布。每份麵包的蓋布她都微微掀起，接著再蓋上，就像是個老到的乞丐挨門挨戶兜售煤塊。範妮站在白色的麵包房裡，身著白色工裝，用白色的亞麻布，這個莊重的儀式旨在顯示麵包衛生，這是勞動營裡的文化，也是世界文化。蒼蠅可以落在亞麻布上，但決不允許落在麵包上。它們想得逞，只有等麵包到了我們手上。它們要是逃得慢，我們會把它們的饑餓連同麵包一起吃掉。關於蒼蠅的饑餓我從未反思過，也從不曾細想過用白色亞麻布策劃的那幅衛生圖景。

　　範妮的公正讓我服膺。她那歪嘴與秤的精准珠聯璧合。她是令人厭惡，但其中不乏有種完美。範妮非善非惡，不是凡人，而是穿著鉤織衫的法則。我似乎想都沒有想過，拿範妮和其他女人比，因為誰也沒有她近乎病態的紀律性和完美無瑕的醜陋。她就像塊配給的盒式麵包令人渴求，濕得一塌糊塗，粘得一塌糊塗，可惡地充滿著營養。

　　我們一大早便拿到全天的麵包份額。和大多數人一樣，我拿正常定量，每天八百克。拿六百克定量的人呢，在營區裡幹輕活兒：把廁所的糞便倒入蓄糞池，鏟雪，春秋兩季大掃除，把林蔭道的鑲邊石刷白。拿得到一千克的沒多少人，只有幹特重體力活兒的才有份兒。六百克聽起來挺多的。可那麵包太厚實，從整條中間切下來，就算八百克，也就大拇指那麼厚一片。運氣好的話，分到頂頭帶角兒有硬殼的部分，一片就有兩個拇指厚。

　　每天面對的頭一個抉擇是：我是否忍得住，不在早飯時就著野菜湯把一天的口糧全部吃掉。能否在饑餓的包圍之中，留出一小塊兒給晚上。午餐是不吃的，因為要幹活兒，也就不需面對抉擇。如果早上意志堅定，晚上收工後，便要面對第二個抉擇：我是否忍得住，只到枕頭下摸摸，看看省下的麵包是否還在。能不能等到集合點名之後，進了食堂再吃。那意味著，要再等上兩小時。若是點名拖了時間，還得等更久。

　　早餐時忍不住的話，根本剩不下麵包給晚上，也就不用做什麼抉擇了。我舀上半勺湯，咂咂地深吸著。我學會了緩慢地吃，每喝完一勺湯，就咽咽口水。饑餓天使說：口水讓湯更耐喝，早點睡覺腹少饑。

　　我早早上床，卻不時醒來，小舌頭因腫脹而跳動著。無論眼睛是睜是閉，無論是翻來覆去還是盯著夜燈，無論是有人打呼嚕時發出溺水般的聲音，還是橡皮蟲哢嗒叫著爬出布穀鳥鐘，暗夜都漫無邊際。夜色中，範妮的亞麻蓋布無邊地白著，下面躺著許多麵包，遙不可及。

　　早上國歌之後，饑餓和我一道趕去吃早飯，趕去範妮那兒。趕去做那個非人的抉擇：今天我忍得住嗎？能留下塊麵包給晚餐嗎？能嗎？能嗎？……

　　這「能嗎」又能想多久呢？

　　饑餓天使整日啃噬著我的腦子。終於有一天，它使我揚起了手。就是用這只手，我差點把卡爾利·哈爾門打死。那是一次麵包失竊事件。

　　卡爾利·哈爾門那天休息，早飯就吃光了一天的麵包。其他人都幹活去了。從早到晚，工棚裡就他一個人。晚上，阿爾伯特·吉翁省下的麵包不翼而飛。阿爾伯特·吉翁一連五天都意志堅強，省下了五小塊兒麵包，差不多是一天的定量。他一整天和我們在一起幹活兒，和許多省下麵包的人一樣，一整天想著晚飯喝湯吃麵包。下了班，和所有人一樣，他也先掀開枕頭看。麵包不見了。

　　麵包不在那兒，而卡爾利·哈爾門穿著內衣坐在床上。阿爾伯特·吉翁走到他面前，二話不說朝嘴上就是三拳。卡爾利·哈爾門沒吭一聲，朝床上吐了兩顆牙。這位手風琴手揪著卡爾利的脖子，將他扯到水桶邊，一下子把頭按進水裡。水泡從嘴裡、鼻孔裡冒出來，然後喉嚨裡發出咕嚕聲，再後來就沒了動靜。鼓手把卡爾利的頭扯起來，死命地掐他脖子，掐得他的嘴跟範妮的一樣噁心地抽搐起來。我把鼓手撞開，卻抄起了自己的木鞋。我掄起手臂，看樣子便要結果了麵包賊的性命。律師保羅·加斯特一直坐在上床觀戰。說時遲那時快，他飛身撲到我背上，劈手奪去木鞋，一下子摜到牆上。卡爾利尿了褲子，癱在水桶邊，吐了一地糨糊狀的麵包。

　　謀殺的欲望吞噬了我的理智。暴徒不光我一個，是我們一群。卡爾利穿著鮮血和尿浸透的內衣，給拖到工棚外的夜幕下。正是二月時節。我們把他靠在工棚外牆上，他搖晃著癱倒下去。鼓手和我不約而同地解開褲子，阿爾伯特·吉翁和其他人也依樣照做。我們反正要上床睡覺了，於是就一個接一個朝卡爾利臉上澆。律師保羅·加斯特也沒落下。這時兩條警犬叫起來，一個警衛也跟著跑過來。聞到血腥味的警犬狂吠不止，警衛也破口大駡。

　　律師同警衛一起把卡爾利抬到醫務室。我們目送著他們，用雪搓掉手上的血跡。大家默默地回到工棚，爬上床。我手腕處有一塊血跡，對著光細看，心想卡爾利的血真是紅，像火漆一樣，謝天謝地不是靜脈血，而是動脈血。工棚裡異常安靜，聽得到布穀鳥鐘裡橡皮小蟲的哢嗒聲，近得仿佛來自我的腦中。我不想卡爾利·哈爾門了，也不想范妮那白得漫無邊際的亞麻布，甚至連遙不可及的麵包也沒想，便沉入了深深的、靜謐的夢鄉。

　　第二天早上，卡爾利·哈爾門的床空空蕩蕩。我們一如往常上食堂吃飯。下了場新雪，雪地上也空空蕩蕩的，不見了血跡。卡爾利·哈爾門在醫務室躺了兩天。兩天后，他回到食堂，坐在我們當中，眼睛腫著，嘴唇烏青，傷口化了膿。麵包那事兒已經了結了，大家舉止如常。我們沒有因為偷竊而責駡卡爾利·哈爾門，他也沒有因為挨打而心生怨懟。他心裡明白，自己是活該。麵包法庭不審判，只施罰。底線才不遵從什麼條款，才不需要什麼法律。底線就是法律，因為饑餓天使也是賊，它偷走了我們的腦髓。麵包面前人人平等，麵包的公正沒有前奏和終曲，只有此刻。要麼完全透明，要麼完全隱秘。無論怎麼說，為了捍衛麵包的公平性而施行暴力，和吃飽喝足的人使用暴力，根本不是一回事兒。麵包法庭不認通常的道德。

　　麵包法庭的執法事件發生在二月份。四月時，卡爾利·哈爾門坐在奧斯瓦爾德·恩耶特理髮室的椅子上，傷口已經癒合，鬍子長長了，像蓬被踩亂的草。我排他後面，鏡中的我在他身後等待著，就像圖爾·普裡庫利奇平常站在我身後一樣。理髮師毛乎乎的手搭在卡爾利肩上，問他：打什麼時候起就沒見那兩顆門牙了啊？沒對著我，也沒對著理髮師，卡爾利·哈爾門對著那雙毛乎乎的手說：打偷麵包那事兒起唄。

　　他的鬍子剃完後，我坐到椅子上。奧斯瓦爾德·恩耶特一邊給我刮著，一邊吹著什麼小夜曲，這時有一小片血痕從白色的泡沫中滲出來。吹口哨和刮出血都僅此一次。那血的紅色並非鮮豔的火漆色，它暗暗的，像雪中的一顆覆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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