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術師(51)_科爾姆·托賓

五一

　　海因裡希在慕尼黑多個階層走動，他得到消息，甚至早在勒爾過世前，盧拉就與一個已婚男子有過風流韻事。她被看到在一棟有名的公寓樓前撒潑。起初，托馬斯以為這是兩個名作家的寡婦妹妹能招來的那種謠言。他認為，人們不對盧拉說些什麼，探聽些什麼，是不會滿足的。在慕尼黑文學圈和體面人士會晤的地方，盧拉被人注意，不是因為她的觀點，而是因為她顯然開始手頭拮据了。

　　海因裡希告訴他們，他相信盧拉有個對她不忠的相好。那個男人已經結婚，但他在公眾場合露面時身邊圍著一群女人，而不是他的妻子和盧拉。

　　「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乎，」海因裡希說，「但這對盧拉來說是公開羞辱。」

　　接著海因裡希告訴他們，盧拉在街頭跟蹤這個男子，或是去咖啡館和餐廳看他是否坐在裡面，然後她沮喪地獨坐著，說出他的名字，並堅持說要等他。

　　後來消息傳來，盧拉自殺了。當海因裡希來家裡通知托馬斯和卡提婭時，卡提婭和戈洛立刻趕去安慰盧拉的女兒們，但海因裡希和托馬斯留了下來，他倆躲進托馬斯的書房。

　　海因裡希問他記不記得母親向他們講述巴西童年故事的那些夜晚。

　　「在那樣一個夜晚，如果有人走進來告訴我們的兩個妹妹，她們將如何死去，你能想像這事嗎？」托馬斯問。

　　「卡拉走的時候，」海因裡希接著說道，「我的一部分也跟著她去了。現在是盧拉。很快我們也都會走。」

　　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每到諾貝爾文學獎公佈那天，總有記者圍在他家門口。第一年，卡提婭還讓用人請他們喝茶吃蛋糕，但第二年她關上百葉窗，下令所有人要出門就從後門走。

　　「去年你沒獲獎時，我覺察到一種幸災樂禍。」

　　到了一九二九年，托馬斯和卡提婭開始擔心他可能會獲獎。由於失業再度波及了兩百萬餘人，希特勒的名字掛在每個人的嘴邊，他在慕尼黑的見面會總有數千人出席，他們不想公開領受鉅款，也不想在埃麗卡和克勞斯招來的關注之外更添風波——隨著希特勒的影響力增長，兄妹倆和他們的朋友越發對他橫眉怒駡。

　　當埃麗卡、克勞斯或者他哥哥海因裡希表達對希特勒的警惕，表明他們討厭他的追隨者時，托馬斯並不很信任他們。他感覺，他的哥哥和他的長子長女需要在德國有個敵人來對之咆哮。他早晨讀報時，經常發覺自己在瀏覽希特勒的新聞。希特勒的黨派宣佈贏得了當地州和地區的選舉，以幾個百分比的優勢險勝。

　　戈洛卻開始收集希特勒和衝鋒隊的剪報。一九二九年八月的紐倫堡集會之後，他買了所有的報紙，一些報道估測集會人數有四萬，另一些認為有十萬。他把所有剪報放在餐桌上，請父親來看。

　　「隊伍在壯大，」他說，「而且有紀律了。他們一邊組織選舉，一邊組織半政府的軍隊。」

　　「他們沒有資助。」托馬斯說。

　　「這不是真的。我每天都能給你看他們的資助是什麼。這不是暗中進行的。」

　　托馬斯和卡提婭達成協議，不提諾貝爾文學獎的事，也不讓別人提。但在獎項宣佈的前夜，他輾轉反側，想著自己是多麼渴望得到這個獎，他認為這是自己性格的一大缺陷。他告訴自己，不應該要它，它也許能帶來讀者，但也會帶來麻煩。

　　早晨，他聽到電話鈴響，就等著卡提婭或戈洛出現。他們沒有出現，他笑著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確信這獎是他的。當卡提婭端著兩人的咖啡出現在門口，他以為她是來安慰他的。她關上門，坐下來之後才開口。

　　「兩分鐘後，電話鈴會響，記者會到門口。我以為我們還能有一段清閒時光，但暫時不會有機會了。」

　　他原已答應去萊茵蘭開朗讀會，而今又增加了其他事，包括在慕尼黑的一場名人晚宴和波恩大學的一場典禮。滿大廳的人也是戰後一直參加他朗讀會的那些人，但如今廳裡的氣氛充滿期待，仿佛他能驅走聽眾周圍的恐懼和失敗感。

　　在開場白中，他不談政治，但他作為一個置身事外、譽滿全球的德國人，他的在場就讓這些場合成為反對者無形的集會，讓德國無瑕的靈魂得到撫慰。

　　戈洛告訴他，在自由派的報紙上，這一獎項不僅被視為對他作品的辯護，還是對他代表自己國家的思想生命的辯護。一家報紙寫道，這些慶祝是對威脅著他的祖國的黑暗勢力的反駁。

　　戈洛給他看《觀察家畫報》，這是一份被希特勒控制的報紙。此事他早有覺察，但他從報上讀到的版本更具煽動性。這一獎項令他進一步成為納粹的目標。戰後他所代表的文化——中產階級式的、海納百川、不偏不倚、平和沉穩——正是他們最想毀滅的。他的文風——深思、持重、文雅——正是他們風格的對立面。

　　他們開啟的戰爭包括文化獨裁之戰。猶太人或左翼作家寫的一首抒情詩，猶如成功的猶太人企業一樣成為他們的眼中釘。一個名作家在他們看來，就像一個不友好的異域國家或一個猶太銀行家。他們不僅想要控制街道和政府大樓、銀行和企業，還想重塑德國的未來。如果他們無法掌控抒情詩和小說，那麼德國文化的未來將很可能滑出他們的手掌心，而他們就像注重當下一樣注重這種未來。

　　當他傍晚坐在慕尼黑自家的書房裡時，這些結論越發清晰地浮現在他腦海中。他以前從未想過納粹會掌權。有段時間他們只是令人厭惡，代表了潛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粗糙。餐廳裡的服務員不再那麼有禮貌。他喜歡的書店裡的店員不再那麼恭順。卡提婭時常抱怨中意的家政服務難找。他覺得郵遞也比以前慢了。

　　但這些只是小麻煩。因為他不太上街，他沒怎麼想過街上穿制服的暴徒。納粹在德國未來的政體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想法幾乎不值得討論。他認為，既然他們沒有根基，也將會很快退出。他認為未來的爭鬥將在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之間。

　　若干年前，當戈洛剛開始對政治哲學感興趣時，他喜歡和戈洛辯論這兩者的裂隙將可能彌合。如今他與戈洛的討論都集中在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區別上，話題關於德國工人党是如何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公眾想像的中心，他們沒有贏得任何選舉，也沒有為了獲得支持而降低語調。當他試圖讓戈洛對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感興趣時，戈洛聳聳肩說：

　　「雖然海因裡希、埃麗卡、克勞斯都認為希特勒對我們所有人是一個威脅，但不意味著這就不是真的。」

　　「我沒說過這不是真的。」

　　「我很高興聽到這話。」

　　他發現，埃麗卡和克勞斯從他們敵人的粗俗和惡意中得到能量。他們旅行去了美國，遇到一群好奇的記者想要採訪他們。他們的朋友裡基·豪爾加滕正住在紐約，他招待了他們，帶他們去城裡尋歡作樂。埃麗卡在信中說，其中一些樂子連她親愛的父母都不能說。他倆坐火車穿越美國，然後環球旅行，去了日本、韓國、俄國，合寫了一本關於旅途見聞的書，書的結尾是沮喪的回國，他們在微明的晨光中踏上普魯士的土地，在警察警惕的目光下，他們只得停止嬉笑，嚴肅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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