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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第九章 屈斯納赫特,一九三四年

  他從未打算逃離自己的國家。他沒能看出預兆。他誤解了德國,這個本該刻在他靈魂上的地方。他想到只要自己一踏進慕尼黑,就會被從家裡拖走,帶到一個再也出不去的地方,就恍如身在夢中。

  每天早晨他們用餐時讀報,總有一人會分享新聞,納粹又犯下什麼暴行,逮捕了誰或是沒收了誰的財產,又有什麼威脅了歐洲的和平,對猶太人、作家、藝術家或共產黨又有什麼古怪的指控,然後他們就歎口氣沉默下來。有時候卡提婭讀新聞,會說最糟糕的不過如此,但隨即埃麗卡糾正她說,自己看到了更聳人聽聞的事。

  起初,他覺得他的意大利英語老師過於窮酸,他都無法集中精力學習。語法學習和不停的重複教學也很乏味。戴眼鏡的老師顯然惱了,他拿出一本但丁《地獄》的英譯本,帶著托馬斯一行行地讀,讓他抄寫所有的生詞,並在下一堂課前記住這些單詞的意義。當托馬斯在餐桌上說到他在學習但丁的英語原著時,埃麗卡和米夏埃爾都跳起來糾正他。

  「我拿過諾貝爾文學獎,」托馬斯說,「我知道但丁是用哪種語言寫的!」

  卡提婭決定一起來聽課,但托馬斯覺得她更像老師而不是學生。她已學完了一本英語語法書,她要求慢慢地、細緻地講解規則,從現在時態講起。每天早晨,她交給托馬斯一張二十個英語單詞的列表,背後寫著德語詞義,她說他得在晚上之前記住它們。上課時,她努力做得比老師更好,經常一不高興就講德語,但意大利人不懂這門語言。

  數月後,卡提婭找了一個住在附近的年輕英國詩人,請他來家裡上對話課,不講語法。她說她更習慣過去時態,想要聊聊歷史。

  「歷史都是過去時,」她說,「所以討論歷史有助於學習。他在過去。它在過去。她在過去。他們在過去。這個在過去。這些在過去。」

  托馬斯知道,終有一日他不得不從安全的外界批判德國的事,但此刻儘管承受壓力,他不想讓卡提婭的父母再遭危險,也不想讓自己的書從書店下架。而且他的出版商戈特弗裡德·貝爾曼還在德國。如果托馬斯的書無法在國內發行,貝爾曼就沒有生意可做,重印這些書也只會讓他落入更大的險境。雖然卡提婭和埃麗卡持相反論調,托馬斯仍然認為希特勒的將軍會讓他下臺,或者會發生群眾起義。他每天早晨打開報紙,都希望能看到納粹的勢力正在衰退。

  他發現他與卡提婭的護照即將到期。他去更新護照,德國官員先是駁回,然後不予理睬。他曾指望瑞士能介入此事並給予他和他家人國籍,但他發現這是個愚蠢的想法。他明白這個接納他的國家既是一處避難所,也是一座堡壘。最終瑞士給了他臨時居留身份和讓他能夠旅行的臨時證件。

  這時,瑞士的報紙毫無諷刺地稱希特勒為「元首」。托馬斯開始失去信心,覺得德國政權不會倒臺了。他意識到納粹不是慕尼黑起義中的詩人。他們是街頭打群架的混混,但攫取權力後並沒有失去對街道的控制。他們既當政府,又當反對者。他們憑藉敵人的理念崛起,把敵人包含在自身之內。他們不怕負面宣傳——相反,他們想把自己的惡劣行為傳遍天下,讓每個人,包括他們的死忠黨,都害怕他們。

  起初他背井離鄉,離開他那仿佛永固的慕尼黑豪宅,還緩不過神來,以為只需要找個安全的落腳點。但當他拿到瑞士的證件時,他開始不安了,似乎盧加諾只是第一站,是臨時的避難所。離家令他恐懼。那些日子裡當他想到一本書,就知道它大概在書房的什麼位置,但他無法把書取下來,無法打開書,這令他心裡難受,有時也感到恐慌。另一方面,住在瑞士,聽著當地人說話的有趣口音,讀著當地報紙,讓他感覺輕鬆自在,猶如踏上了一段冒險旅程。

  於是,遷往法國南部的決定似乎是一時興起。但決定之後,他和卡提婭都不想列舉種種理由來說明這一變化的合理性。沒有理由。他們覺得應該做些什麼,就下定決心去做了,想到這點,他不禁微微一笑。別人問他,他就說南法會讓他覺得更舒服,許多德國人都遷去了那裡。一家人先到邦多勒,然後跟著其他作家去了薩納瑞蘇梅爾,在那租了一棟大房子。

  在盧加諾和阿羅薩,托馬斯能讀到德國報紙。而在薩納瑞,謠言四起,還有各種派系鬥爭。大多數德國流亡者每天早晨去咖啡館。他發現,猶太人感興趣的是留在德國的猶太群體的命運,他們受到的威脅與日俱增。社會民主黨忙著憎恨共產黨,共產黨也憎恨社會民主黨。他發現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很能惹是生非,他一家家咖啡館地散佈異議。他驚訝的是恩斯特·托勒,此人曾是慕尼黑叛亂的領袖之一,現在也在薩納瑞發表意見,仿佛他的意見很重要似的。其他人來來去去,包括海因裡希。他主要待在尼斯,在當地一家報紙上用法語寫專欄,批判希特勒及其政權。

  他早間的作息一成不變,但到了下午時常忍不住去鎮中心走走,去報攤看看新到的外國報紙,在咖啡館喝一杯咖啡。托馬斯很樂意和猶太人或社會民主黨人坐在一桌上,但他會避開共產黨人的桌子。

  一天下午,他獨自坐著,發覺旁邊一群講德語的年輕人正在注意他。當其中一人過來邀請他與他們同坐時,他笑著站起來,和每個年輕人打招呼。他發現自己的到來引起了這群人中兩個瘦長臉的疑慮。他一出現,他們就停止了交談。他看到邀請他加入的那個人欲言又止。

  「你是詩人嗎?」托馬斯問他。

  「不是。有時我寫一兩句,但接著就會塗掉,連手稿都不留。」

  「那麼你是做什麼的呢?」

  他意識到這話問得有些嘲諷。

  「我為自己感到遺憾。」這個年輕人說。

  另一人笑起來。

  「他不喜歡德國,」他說,「但他更討厭法國。」

  「你的慕尼黑豪宅還在嗎?」一個瘦長臉的年輕人問。

  「我覺得房子快被沒收了。」托馬斯說。

  「慕尼黑叛亂時,我是負責監督你的人。」

  托馬斯面露困惑。

  「別驚訝。當時我十六歲,看起來天真無邪。我盯著你進進出出,然後把所有的事上報。」

  「為什麼?」

  「因為你寫了那些書。」另一個人竊笑著說。

  「你本來可能會挨槍子兒。」年輕人繼續說。

  「那我可能就會名聲大振了。」托馬斯說。

  「是托勒阻止了這件事。」

  「我知道。」托馬斯說。

  「現在他在這裡身無分文,而你和你家人住著大房子。總有一天這一切會改變。」

  「你是說在希特勒的手中改變?」托馬斯問。

  「你知道我的意思。」年輕人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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