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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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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發誓再也不去咖啡館,但他不能拒絕所有流亡者朋友的邀請。他想,這可真奇怪,就連他們中間最愛談論政治的人,也興致勃勃地談起自身的苦難了,比如財產損失和簽證問題。他觀察他們時,覺得他們是一群已經被打敗了的、正在蒙受真實和想像中的痛苦,同時等著新聞或錢的人,他們的衣著日漸寒酸。 他想避開這群人的原因之一是,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在慢慢變成什麼樣。和他們一樣,他每天等著消息,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或內版的一則故事可以讓他安睡,也可以讓他做噩夢。 其他人都以各種方式批判這個政權,他是唯一一個沒有這麼做的。他知道以布萊希特為首的這群人正注視著他——這個他們當中最有名望的人。他和卡提婭傍晚去廣場散步時,特意不穿看起來很新或很貴的衣服。 一天傍晚,卡提婭略感不適,他獨自去參加了一場流亡者的晚宴,飯局上他與恩斯特·托勒打了個照面。 他一直不明白為何這個不成熟的年輕人能成為革命領袖,當上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所謂的總統,即便只當了六天。他不明白是什麼驅使恩斯特·托勒把慕尼黑攪得天翻地覆。 托勒緊張激動地和他握手,問他是否有時間一起喝杯咖啡或酒,托馬斯以為這位詩人是想要錢。他帶了點現金,他想可以一坐下來就把錢給托勒,或許還可問問托勒是否欠了酒店錢,他可以幫忙付賬。 然而托勒沒有提到錢,卻問他對克勞斯寫文章激勵國外民眾起來反抗希特勒的事有何看法。 「這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慚愧。」托勒說。 托馬斯說他與兒子已有段時間沒聯繫了。 「他非常優秀,」托勒說,「他孜孜不倦地寫作。也許他的成就只有在將來才能被認可。」 托馬斯一直聽人這麼評價海因裡希,但還是第一次聽人這麼說克勞斯。 「我想單獨見你是有原因的。」托勒說。 他越發緊張了。托馬斯尋思他是否會開口要一大筆錢。 「埃裡克·米薩姆被納粹抓了。他們在國會縱火案後拘捕了他。我知道他被用了刑。他和我們其他人不同。你知道,他是劇作家、詩人,但也是老派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在監獄裡是不會為自己爭取好處的。」 托馬斯想起來,米薩姆是另一個不太可能但卻當上了慕尼黑革命領袖的人。 「你是說他會直言不諱?」 「是的。」 酒送來了,他們沉默無言地坐著。 「他一直為你說好話,」托勒最後說,「我能否請你幫他?」 「怎麼幫呢?」 「你是在世的最有影響力的德國人之一。」 「現在不是了。」 「可你一定有一些朋友和熟人?」 「在納粹裡嗎?」 「在有影響力的人中。」 「如果我有,我怎會還在這兒?」 「我來問你,也是束手無策了。想到他我就睡不著覺。你一定有人可以聯繫。」 「我在納粹裡沒有朋友。」 托勒悲傷地點點頭。 「那麼他完了。我沒有其他辦法了。」 走在回家路上,托馬斯自問那些流亡者是否真的認為他有足夠的影響力,能把一個人從監獄裡解救出來。他想,托勒的請求並非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慎重考慮的。托馬斯認識的唯一一個納粹就是恩斯特·貝爾特拉姆,如果貝爾特拉姆收到托馬斯·曼的信,要求他動用自己的權力把一個參與慕尼黑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從監獄裡放出來,托馬斯都能想像他的驚訝。 他什麼都做不了,但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令他不安。當他獨自坐在書房中時,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引發外界,甚至是美國,對米薩姆案件的興趣,但這也許會讓他的處境變得更糟。最好還是什麼都不做。他去睡覺時想明白了這點。但他不知自己的動機是否單純,他做出袖手旁觀的決定是為了規避風險,還是有更好的理由。 越來越多的德國作家、藝術家攜家帶口離開這個國家,包括海因裡希的新女友內莉·克勒格爾。海因裡希和米米幾年前分手了。米米和戈斯基現今生活在布拉格。海因裡希時常寫信給托馬斯,提及他離開她們的內疚感,以及對她們命運的擔憂。他無法邀請她們來尼斯,因為他自己都生活拮据。等內莉來了,經濟就更困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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