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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當記者和攝影師來時,伊舍伍德和奧登的變化讓托馬斯愣了神。他倆不再講笑話,也不再嬉皮笑臉。他們站得筆直,就連身上的西裝也似乎不那麼皺了,領帶也不那麼古怪了。大家都過來拍集體照時,他看得出這兩位早就習慣被拍照,也喜歡這種體驗。公眾場合的曝光似乎讓他們變得更和善、安定,少些胡鬧。

  雜誌想要一張正式的全家福。他們都按角色擺好姿勢,奧登和埃麗卡是年輕夫婦,克勞斯和伊麗莎白是孝順而滿足的子女,托馬斯和卡提婭是模範父母。

  攝影師讓他們講個笑話,他們順從地配合了。接著他請托馬斯站起來,作為一家之主站在中間,於是他右側沙發上坐了三人,左側矮凳上也坐了三人,包括伊舍伍德。攝影師讓他們放鬆表情,拍了很多照片。

  當記者問他們,伊舍伍德和這家人是何關係時,埃麗卡壓低聲音說,他是他們的皮條客。

  在書房裡,他們拍了托馬斯的書桌。他們看到了牆上的霍夫曼的裸體青年畫,但並沒有問。這種畫無助於他想要展示的穩定和睦的形象。他們只是拍了很多托馬斯收集的唱片、他的拐杖,還有他榮獲的獎牌和獎狀。

  托馬斯告訴記者,他正在申請入籍美國,攝影師一邊拍照一邊聽著。他對普林斯頓大為讚賞,說他經常和妻女去紐約聽古典音樂會。他熱情地提到了他們在普林斯頓組織的文學之夜,但也強調了他的個人生活規律,說他長久以來一直整個上午獨自待在書房裡寫作。

  當記者說他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反法西斯作家和發言人時,他並沒有表示反對,只是說他在美國尋求的是安靜之所,讓他可以創作更多的長篇和短篇小說,儘管他也知道自己肩負著其他責任,那麼多同胞正處於危險之中,生死未蔔。但他強調說,他不想捲入黨派政治。他的任務是與許多論題拉開距離,以便能夠就最重要的論題做出主張,那就是呼籲自由、堅持民主。他說,這對他而言是唯一值得努力爭取的論題。

  採訪結束時,他慶倖之前關上了書房的門。他不想讓克勞斯和他的兩個客人聽到這番甚至對他自己來說都顯得浮誇而自矜的話。但他知道這篇文章會在華盛頓流傳,也會在普林斯頓和紐約流傳,而他應該在華盛頓受到禮遇。

  他喜歡記者的認真勁。他身邊的人不是像奧登那樣把每句話都浸泡在冷嘲熱諷中,還和朋友伊舍伍德一唱一和,就是像他兒子那樣周身散發著緊張慍怒的氣息,終於有人不是這樣,他為此感到欣慰。他仿佛是在和普林斯頓的學生說話,許多學生是認真思考的,所有學生都態度端正。他和這位記者也是如此,覺得可以卸下心防。問題很簡單,沒有陷阱,因此對美國人審慎地展示自己並不難。

  他們回到客廳時,卡提婭和伊麗莎白已經不在那裡了。克勞斯、埃麗卡、奧登和伊舍伍德正在探討什麼靈性話題,但他們一看到他和攝影師、記者,立刻放聲大笑。他想,等這兩個英國人去紐約,他才能鬆口氣。

  他們只能等記者和攝影師先走,因為這兩個雜誌社的人被告知,模範丈夫奧登是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普林斯頓,而伊舍伍德是來家裡做客的。他們說這個快樂的大家庭期待著共進晚餐,之後也許會開一個文學朗讀會。

  記者和攝影師離去時,奧登小聲說,他們會一直等到徹底安全再走。

  托馬斯告訴卡提婭,之前他在門口迎接的那些人,他不需要與他們道別,然後他去了書房。但當他聽到客人們離開時,他走到前窗,看著他們上了車。埃麗卡開車送他們去車站。甚至他們關上車門,大聲說再見時,他能看出他們正在笑話些什麼。他覺得這一聯想並不過分:他們笑話的對象不僅僅是他們适才參與其中的披上偽裝的家庭生活,更是他本人、他們的男主人。他覺得如果是他來做客,也會覺得自己滑稽可笑。當他退入書房後,那裡的寂靜比平時更令人寬慰,因為他的客人走了。

  一個月過去了,他沒有從簽證和外國人事務辦公室得到任何消息,他對卡提婭說他為此焦慮。

  「我已經去交涉過了。」她說。

  「和那個以為捷克斯洛伐克是沿海國家的女人嗎?」

  「我和她沒什麼可談的。我去見了校長本人。去之前我收集了一些論據。我給愛因斯坦打了個電話,重敘我們的老交情。我發現他也被那個女人推來推去。在他的支持下,我不打招呼就去了校長辦公室,要求見多茲博士。他們問我為何要見他,我說我是代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前來,有緊急事務。」

  「你見到他了嗎?」

  「他們一口咬定他不在。於是我說我會等到他回來。他們又說他要離開數日,於是我要他們和他電話聯繫。他們讓我等了大概一小時,直到我告訴他們,如果多茲校長無法獲悉我要對他說的話,這對校長甚至對普林斯頓大學都會有極其嚴重的後果。一番忙亂之後,他的一個助理來了。一個穿西裝的年輕人,自我介紹是勞倫斯·斯圖爾特先生。他帶我進了一間辦公室,我向他闡明了我的要求。」

  「恐怕,」斯圖爾特先生對我說,「普林斯頓得按規矩來。」

  卡提婭原本坐在餐桌旁,這時她站起來,一手指著托馬斯,給她的故事增添戲劇性,仿佛他是勞倫斯·斯圖爾特先生,而她是一個更強硬的卡提婭。

  「斯圖爾特先生,」我說,「我代表的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我知道,曼夫人。」

  「哦,你有沒有比身上這件更好的西裝?」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有更好的理髮師嗎?」

  「曼夫人,我不明白您為何問我這些。」

  「好,我來解釋。你應該回家,換上更好的西裝,再剪一個好髮型,因為《生活》雜誌的記者和攝影師很快會來普林斯頓給你寫文章、拍照,你是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在美國生活淪落無助的那個人。你有妻子孩子嗎?」

  「我有。」

  「他們看到文章後,不會為你驕傲的。那兩個攝影師和記者剛採訪過我們,我只要打一個電話,他們就會回來,向你撲過去。只要一個電話。」

  「你真的說了『撲過去』?」托馬斯問她。

  「是的,我和愛因斯坦的秘書布魯斯小姐練過這段話。」

  「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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