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12)_赫塔·米勒

一二

　　我沉迷於其中，沒費多少力氣就能倒背如流。這些詩句注視著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的生活，和我說話，自行走進我的大腦。我太愛這些詩了，以至於我不敢去探究它們是如何產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認為，無論怎樣下功夫都無法使我們接近二位作家的獨到之處。後來，我開始從報紙剪下需要的詞，起初並沒想到拼湊成詩，只是因為我經常出門旅行，想給朋友們捎個信兒，信封裡塞點自己的東西，而不是本位主義攝影師鏡頭下的明信片。

　　在火車上看報時，我把殘缺的圖片和詞語粘在一張白色卡片上，或拼成一兩個句子，比如：「由此可見這個執拗的詞」或「如果一個地方是真實的，它就會輕觸渴望」。我先是驚異於報紙上零散的詞也能有所作為，接著韻律就自然流淌出來。我在家剪報的習慣由來已久，我把它們隨意鋪在桌子上，看著看著，它們自己就組成了詩。基於對特奧多爾·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詩句的信任，我接納了那些未經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組成的詩句。這些詞互相認識，因為它們必須分享一塊不大的地方。我無法把它們趕走，詩興漸次濃厚起來。

　　從一開始我就會剪下所有見到的「國王」字樣，絕不會把它留在報紙上。有一次，在拼貼之前，我數了一下，桌上並排擺著二十四個「國王」。我把第一個「國王」放進句子裡，韻律隨之飄然而至。這說明，通過詩歌能夠接近國王，我們可以請他出場，詩韻將國王逼到他引發的心跳節奏，然後劃一條光滑的弧線進入他製造的驚惶。韻律盤旋而起，整齊劃一。整個詩句換步行進，與其他詩行協同一體。我們也可以逆向梳理韻律，把它們藏在句子中間，然後看它們如何將丟掉的又吞回去。句末的韻律可以濃墨重彩，立體展現，但閱讀時不宜強調，要隱藏在聲音裡。

　　「國王」在小時候就已植根於我的腦海。他隱身於事物中，即便我一個字不寫，他也存在著，以一個家喻戶曉的惡人形象出現，為著掌控生活中出現的新的錯綜複雜。國王現身之處，不會見到仁慈。然而，在生活遠離可表達的範疇時，他可以整理生活，無須詞語就能對付其雜亂無章。國王一向是需要被經歷的，而不是被說出的詞，靠說話無法與他接近。我和他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在那些時日，恐懼或多或少一直伴隨著我。

　　「心獸」與被經歷的「國王」不同，是一個被寫下來的詞。它在紙上誕生，寫作時用來代替國王，因為我在死亡恐懼中必須為生命渴望找一個詞，一個我當年在恐懼之中無法擁有的詞。我需要一個像國王一樣的雙刃詞，膽怯而專橫，能進入身體，成為一個特殊的內臟，一個可以承載周圍一切的內在器官。我想與住在每人身體裡的無常對話，那住在我心裡也同樣住在那些強勢人物心裡的無常。它不認識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著。隨著偶然的進程與內心願望對我們的改變，它有時馴順，有時狂野。

　　到德國後的第一個除夕夜，午夜時分，國王突然出現在派對上。當時，客人們都在鑄鉛。我注視著勺子裡熔化的鉛在涼水中滋滋冒氣，凝固後成為一個全新的模樣。我心裡清楚，國王也是這麼出來的，心獸亦然。大家讓我也來鑄一個自己的新年幽靈鉛，我不敢，笑著抽身離開，我怕他們看出破綻：神經極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鑄鉛。別人心裡充滿明亮的幻想，而我顧慮太多，我怕幽靈鉛會封鎖我的心獸，讓它整整一年都來煩我，在我想抓它時捆住我的手腳。還有——這恐怕是同一問題的延伸——我擔心大家從我的匙子裡爬出來的東西上，看出我內心的殘破，看我如何努力用「心獸」來定義我的內心狀況。

　　弗裡茨·朗令人壓抑的電影《綠窗豔影》中有一句臺詞：「你進入了一個幾分鐘前還完全無法預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這鑄鉛遊戲會暴露一些我不願意料之事。

　　國王追趕著我，從鄉村來到城市，又從羅馬尼亞來到德國。他是一些我永遠無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當大腦迷失、詞語失靈時，它就成為這些事物的代言人。所以，每每遇到這種情況，我都喜歡說：啊，國王來了！

　　我到德國後，朋友被發現吊死在自己的住所。我離開而親友們留下的地方，國王又在鞠躬殺人了。他叫羅蘭德·基施，年僅二十八歲的建築工程師，寡言少語，話音輕柔，不事張揚，喜歡詩歌創作和攝影。我被宣佈為國家公敵後，不論我在羅馬尼亞還是在德國期間，他從未像別人一樣宣佈與我斷交。我定居柏林時，他不顧自己安危依然不斷給我寫明信片。出於擔心，我希望他和我斷交，同時又盼望收到他的來信，因為這意味著他還活著。他最後的消息，是他死前幾個星期寄來的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們經常散步的一條街，在我走後變化很大：街上新鋪了有軌電車道，軌道上長滿半人高的野胡蘿蔔，開著金邊白傘花，似乎在預示某種危險的信號。

　　我抬腳離開之後，我們之間的距離拉大了，隨性的交往被沒收，無法直抒胸臆，閱讀來信時需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尋找隱蔽的含義。野胡蘿蔔是我們分離的意象，我想，也許所有必須注視著人類無望的植物，都可能變成野胡蘿蔔。卡片背面只寫著一行字，字體很小，仿佛沒打算填滿紙上的空白：「有時我只有啃齧手指，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以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人世。這句話的分量，比它所有的詞加起來表達的內容都要重得多。它引領我們走到詞語無法自我忍受之處，包括我們引用它時需要使用的詞語。不是因為這句話，而是因為這個人，人不應該像他一樣，待在這樣的一句話裡，但他也是逼不得已。他死去的日子很貼合這句話的境況，是五一勞動節，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節日。在勞動節這天，熱衷於草菅人命和立紀念碑的獨裁者幹掉了一個建築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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