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16)_赫塔·米勒

一六

　　▼沉默使我們令人不快，說話讓我們變得可笑

　　沉默不是說話過程中的一段停頓，而是一個獨立的過程。我所熟悉的家鄉的農人，沒有把使用詞語變成一種習慣。如果不談自己，就沒什麼可說的。一個人沉默的能力越強，他在場的影響力就越大。我從同室而居的家人身上，學會了用面部的紋路、脖頸上的血管、鼻翼的抽動，或用嘴角、下巴和手指的示意，來代替對詞語的等待。一群沉默的人，彼此注視著他人各懷心事在房子裡走來走去。

　　我們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去傾聽，會產生一種舒適的遲緩，內心的想法被拖長後分量愈加鈍重。這樣的重量詞語無法提供，因為詞語不會停留，它們在話語將完未完之際就已悄無聲息。詞語只能一個一個、一個接一個地說出，前面的一句話走了，才輪到後面的。而在沉默中，它們可以一起到來。那些被我們久已淡忘，甚至從未提起過的話語，都可以依傍其中。這是一種堅固的、自成一體的形態。而說話是一條線，需要將自己逐一咬過，再重新編織。

　　來到城市，我奇怪城裡人要說那麼多的話，為著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為著彼此成為朋友或敵人，或是為了索取或給予。尤其在談到自己時滿懷抱怨，言談舉止處處體現著傲慢與自憐，渾身上下透出大驚小怪的自戀。無論走到哪兒，嘴邊都掛著被用濫了的「我」。城裡人擅長巧妙地裝腔作勢，他們皮膚下的關節迥異于農民，舌頭成了一個完整的另外的人。我懷揣長期練就的沉默，和天生遲鈍的農人骨頭，沒有任何羅語基礎（後來掌握得也有限）來到城市，無法開口說話。

　　我用不同的自然環境解釋城鄉之間的差異。街道、廣場、河岸、公園——到處是石子街道或柏油馬路，它們不光比村子的馬路平整，甚至比房間的地板還光滑，比黏土地的夏季廚房更適宜居住。一切很簡單：腳踩光滑地板的人們，舌頭也能不假思索地活動。相反，耕地坑坑窪窪，渴望腐爛（自然不便鋪路）。柏油馬路需要用說話來應對，耕地則需要骨骼沉甸甸的遲緩，人們不加設防將時間延長，明知土地貪婪，仍然讓舌頭沉默，讓土地等待。柏油路上則簡單得多，在不停地說話期間，死亡被拋到生活後面，而不是躺在下面。我開始不安並懷念故土，我一個人走出泥塵，卻把他人留在村莊的土地上，那裡盛開著所有死亡形式的陳列館，人們除了等著被吃掉別無他法。

　　在專制政府的死亡威脅觸及我之前，我習慣了在平常生活中看到死亡——我常常想到它，它就會來找我。它在城市的瀝青路消失的地方找我，坐在城市邊緣，那或許也是我的童年漸行漸遠的地方。蔬菜市場的水泥檯子上，山裡來的老婦叫賣核桃般大小的灰毛苦桃。苦桃和老婦臉上的皮膚一樣，那是老嫗桃。當稚嫩的楊樹葉子微微泛紅，散發老人房間的氣味時，死神坐在公園裡；渾黃的灰塵落下，蠟白的死神坐在街邊開放的菩提樹中。

　　村莊也有很多菩提樹，但城市的菩提氣味不一樣，我聞到柏油路上的菩提花香時總會想到「屍糖」這個詞。小街上，門前的花圃裡，大麗花關不住它翻卷的花朵的色彩，死神也在大麗花中找我。城裡的植物，在我陷入威脅之前，都是一般意義上的死亡示範。即便我想到自己的死，也都是自然死亡，是肉體在厚實的柏油路上緩慢的凋零。後來，當我和朋友們生活在秘密警察的威脅之下時，這一切都不一樣了。

　　被折磨了一整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腦子一片混沌，目光石膏一樣呆滯，兩條腿陌生得如同是借來的。此時此刻，植物代替無能的語言向我講述發生的一切。它們用自己生就的香氣、繽紛的色彩和婀娜的體態，連同它們植根的土地，一齊向我講述。它們把剛剛發生的一切放大到無限大，為方便查找進行必要的壓縮，與先前的經歷整理在一起。大麗花告訴我，審訊是審訊者的職責所在，是他的日常生活和固定程序，小桌上的凹槽是其他受審者留下的痕跡，我只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但又是個案。

　　令我困擾的是，為什麼是大麗花來告訴我這一切。這固定程序在我身上又具有特殊性，因此我必須獨立思考，才能保護好自己。即便在我前後很多人經歷了類似的審訊，我必須有足夠的能力捍衛自己。大麗花瞭解我在審訊中的經歷；知道我喜愛而不願失去的人，被囚禁在小小的牢房；知道我懷了孩子，卻不想把他生下來，因為不願給他這樣的狗屁生活，雖然墮胎被發現一樣要進監獄。大麗花瞭解這一切，並給了我面對災難的力量和信念。但我又如何向他人解釋？

　　女友問我審訊的細節，我想把一切都告訴她，但「一切」只意味著所有能用語言表達的部分。我向她講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可是有關對岸的一切，有關植物在回家路上為我一一詮釋的，我絲毫沒有透露。關於老嫗桃、屍糖和大麗花我也隻字未提。沉默與說話同等重要。沉默可能讓朋友產生誤解的地方，我需要說話，說話將我推向歧途之時，我必須沉默。我不想讓她感到害怕或是感覺可笑。

　　我們是要好的朋友，幾乎天天見面，但我們之間很不相同。差異將我們緊緊聯結在一起，我們都需要對方身上自己所沒有的東西，這種親密無須語言的表白。她不瞭解我的感覺方式，與花草的冒失她也從未遇到過。她是城市孩子，我的感官踉蹌的地方，她的感覺順利滑行；我在遲疑之時，她已經上路了——這正是我喜歡她的原因。如果我告訴她，山谷中開放的百花是死亡形式的陳列館，她會笑死的。她不懂得風景中孤獨的痛苦，不理解對無法承受的瞬間公開的清算，對所有事物保有一種中庸的標準和客觀的目光，永遠不會去苦思冥想什麼詞語問題。她喜愛時裝和首飾，像鄙視感官的破產宣言一樣鄙視政權。

　　政權也從不去理會她。她主修焊接技術，她的專業是建設性的、忠於國家的，我的工作卻是破壞性的。她不懂德語，不知道我在寫些什麼。也許因為這個緣故，當局認為我們之間的友誼是純粹閨密式的，沒有任何政治因素。但她難以捉摸的天性卻高度政治化，身體厭惡和拒絕卑躬屈膝，道德觀念比某些政治理論和顛覆性空話更堅決。我很依賴我的這個朋友，她能將我心裡的碎片修補完好。然而，她自己的身體卻正在被死亡蠶食。她患了癌症，檢查出來已經為時已晚，醫生說還有三年的時間。

　　我移居德國後，她來看過我，給我看她右乳被切掉後留下的疤痕。然後，她承認是秘密警察讓她來的，讓她來告訴我，我的名字在他們的死亡名單上，如果我繼續在西方詆毀齊奧塞斯庫，他們會幹掉我。她在柏林一落地就等於出賣了我。她在承認出賣朋友的同時，卻說自己永遠不會背叛。兩天后，我請她收拾行李離開。我送她去車站，月臺上，我拒絕用手帕向她揮手告別，拒絕用手帕擦眼淚，我也不需要用手帕打結讓自己記住這一切——結已經在脖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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