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19)_赫塔·米勒

一九

　　發票上原來是記載以車為單位的糧食和咖啡豆的，現在，這上面只能記一些他每天採買的可憐的日用品。第一欄：貨物名稱，下面記著「火柴」。第二欄：數量/車/重量，他填上「一包」。第三欄：價值（10萬/百萬），寫著「2列伊/0.5巴尼」。土地、農機、銀行戶頭、金條——他所有的財產統統被沒收，房子和帶樓房的農莊也都充公了，只給他和老婆女兒女婿留下兩個房間，其他都充作糧倉，小麥、大麥和玉米，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每年夏初到晚秋，滿載貨物的運輸車從後門開進去，空車從前門出來。名聲遠播維也納的著名糧商我的外公，作為「剝削階級」被社會主義清算之後，窮得連理髮的錢都沒有了。只剩下還夠他用十年的一摞摞糧食發票，裝滿一個大箱子。

　　外公承受著恥辱，把生活瑣碎寫進他的發票欄目，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不讓腦子鏽住」。他在記錄自己沒落的過程中尋找著生活的倚靠，在抗拒急轉直下的境遇裡維繫著尊嚴。他從不抱怨，耐心地把每天購買的微不足道的家用填進一個個欄目：一米煤油燈燈芯，三米鬆緊褲帶，一管牙膏，一杯芥末。他把每天的支出加起來，再把每週、每月、每年的加到一起。打印的表格和他筆下的「我一無所有」，無須任何詞語，向他講述的，和審訊後花園裡的大麗花向我講述的一樣多，和我為了支撐下去、每天背誦的詩歌告訴我的一樣多。詩歌一直向我印證，我的人生沒有出路。沒人能說服外公放棄去填充那些表格。直到我進了城，背誦詩歌成了一種習慣，我才終於理解，外公的發票表格不是他的祈禱，而是他的詩歌，或者說是他的大麗花。

　　在農村長大的我，從小與植物親近。我為城市的植物也賦予了某種用途。金鐘柏和杉樹，像村裡的玉米一樣充滿敵意，它們服務於權力，是環繞政府機關和私人別墅的常青的籬笆。大麗花和楊樹屬於生活支離破碎的人。金鐘柏和杉樹的毬果，不管情願與否，其外形就像微型的骨灰壇。這些植物遠離了自己的天性，效忠於國家。唐菖蒲也是貴族植物，在國家慶典上被紮成花束裝飾舞臺，在嬌嫩的早已枯萎的蕨草之上伸展自己的腰肢。唐菖蒲是開放的棍棒，紅石竹像黨徽。動物也有貴賤之分，比如多瑙河上食人肉的海鷗，警察和邊防軍的警犬，都是貴族。成群的螞蟻只將窮人的牆壁挖空，跳蚤和蝨子只會折磨窮人的皮膚。

　　還有蒼蠅。晚上，我和行動小組的朋友們玩蒼蠅遊戲，叫作「蒼蠅的自我批評」。我們打開廚房燈，在黑暗中坐在房間的桌邊，一個人起身把廚房燈關上，再把房間燈打開。在房間亮起的一瞬間，我們喊出一個事先約定的秘密警察的名字。蒼蠅追光，不一會兒，那個秘密警察蒼蠅就嗡嗡地飛進房間。每次它都落在桌子上，因為那兒最亮。我們大聲笑著，看著蒼蠅在房間裡來回縈繞，對它的飛行路線評頭品足，但笑聲摻雜著苦澀。有時我們反著玩這個遊戲。給蒼蠅起一個我們當中某人的名字，然後換一個人，再換一個，直到我們所有人都當過蒼蠅飛進房間，直到蒼蠅證明我們都還在，我們還是個完整的集體。那時我們的確都在。後來就不一樣了，暗夜降臨我們頭上。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後來不再玩蒼蠅遊戲了，開始玩剪字拼貼遊戲：

　　寂靜在可能之處，
　　穿過蘋果的小屋。
　　像女士們牽著狗，
　　像名字在報紙穿行，
　　像密探穿過夏季，
　　渴望風和泥土。
　　喉嚨的陰暗面，
　　曾被蒼蠅載著，
　　從廚房飛進來。

　　人們輕鬆地稱作歷史的東西，從納粹時期到五十年代，在我的家族也體現為咽喉的陰暗面。每個人都被歷史傳喚過，作為被告或是受害人。歷史將他們釋放後，沒有一個人完好如初。父親在酒精裡麻醉著他在党衛軍的那段歷史，母親與她流放時半饑半飽剃光頭的日子糾纏不清，外婆禮拜著陣亡兒子的手風琴盒子，外公沉浸在自己的發票表格裡。原本彼此無關的事物在他們頭腦中相遇。這些缺失給親人們帶來的傷痛，在我陷入同樣的絕境時才能理解。

　　這時我才理解，神經被摧殘後永遠不會復原，它在以後的歲月中將永遠處於緊張狀態，甚至會追溯到從前。它改變著後面的，也改變著前面的事物，這些事物與生活的裂痕本無關，假如沒有這些裂痕出現。大腦和生活中的一切都被這套索像磁鐵一樣緊緊吸住，無法逃脫。裂痕之前的事情到後來才顯現，仿佛它一直隱藏於某個角落，未經發現，其實它早已明白地預示了未來的缺失，它是一個被人們漫不經心忽視了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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