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24)_赫塔·米勒

二四

　　我的腦袋是個死角，在看到蟑螂後不再顧慮什麼了。我拎起旅行袋，挎到胳膊上，離開了他們為我劃定的圈兒，既沒有車票也沒有證件，徑直向大門走去。我的腳在行動，腦子卻沒有動。便衣就在站台那兒等著，那瞬間我明白了他們的計劃，那肮髒、陰險的設計。他們只是在試驗，看我沒有得到指令前，在沒有證件和車票的情況下，敢不敢離開。他們以為我會像木頭一樣在候車室傻站著，等列車開走後，再回來告訴我，我本來可以上車的，沒人攔著我，是我自己在候車室裡耽誤了，和他們沒關係，他們壓根兒就沒在這兒。

　　另外一種可能是：列車開走後他們回到候車室，「驚訝」地發現我又有別的事，不打算去了。他們明明白白告訴過我，他們會在站台上等我，但我太笨，誤會了他們的意思，連這麼簡單的話都理解不了。這兩種設想對他們來說都是好玩的遊戲，威脅中含著詛咒、粗俗的挖苦和傲慢的下流想法。現在我來到站台上，他們為這第三種可能性也做好了準備：兩人把我夾在中間，胳膊肘來回撞我，用腳踩我。我在他們倆中間晃來晃去。他們不說話，我也沉默著，緊閉雙唇。

　　我不會給他們可乘之機，以防禍從口出，被扣下來。我們的身體無聲地衝撞，仿佛誰都不會說話。雪鋪在地上宛若麵粉，月臺上沒有燈，漆黑一片。所有旅客都上了車，車站上空蕩蕩的。我聽到自己踉蹌和摔倒的聲音，仿佛來自別人。我一次又一次爬起來，趔趄著，仿佛便衣根本不存在，在夾縫中順著列車一直走到臥鋪車廂，走到月臺的最末端。他們分站在車廂入口的兩邊，左邊的把車票遞給我，右邊的把身份證遞給我，獰笑著說「旅途愉快」，聽著卻像是「最後的旅途」。

　　我上了車，他們也跟著上來。上車也在第三種版本的設計中。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們也許會趁夜深人靜，把我扔到車輪下，類似這樣的「自殺」不勝枚舉。我看著他們從車廂尾部向下一節車廂晃過去。他們在執勤，沒有行李。我想，這也許是我一生最後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失誤。我不該上車，在這荒無人煙的地區行駛好幾個小時的列車上，為他們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我睡的是下鋪，這也是一個可能被連夜帶走的徵兆。上鋪是個五十歲左右梳著高高髮髻的女人，她的髮型看上去像一隻帶蘑菇傘的茶壺。女人站在車廂敞開的門前走廊上，透過窗玻璃看茫茫夜色。茶壺髮髻女人會不會是便衣安插的同謀？我向列車員出示車票和身份證的時候，希望從他的眼神和嘴角判斷出他是否知道秘密警察的計劃。我發現他在茶壺髮髻女人那兒停留的時間和在我這兒一樣。列車員走後，雖然門敞著，我還是脫掉衣服，睡褲裡穿著褲襪，上床，蓋上被子，在被子下把信塞到長筒襪裡。

　　躺了一小會兒，起身匆匆走向洗手間。我把信封撕碎，扔進便盆，沖水，把信順牆塞進一根生銹的管子下。回來時，茶壺髮髻還站在窗邊。我鑽進被子，一遍遍地數髮髻女人套頭毛衣背後的條紋，是二十一道，沒錯，一直數到她走進車廂開始換衣服。我臉沖牆。等我再回頭時，只見她淺藍色休閒裝上套了件有蕾絲肩帶的白睡衣。她把細細的淺藍色肩帶從肩上褪去，輕晃幾下，淺藍色落到地上。她高高抬起腿，好像在邁一個水坑，然後拾起淺藍爬上床。脫衣時她有點不好意思，但我必須盯著她，判斷她是否和兩個便衣有瓜葛。淺藍色，尤其是有肩帶的白色睡衣，讓她看起來是清白的。她不必一起動手，只需在設定的時間，那兩人到來之前，將我麻醉。

　　等我失去了意識，和那兩人一起坐到下一站，或者，等到了早晨再回家睡覺。她可以休一天假用來補覺。車廂的燈還開著，她已經睡著了，發出深沉的呼嚕聲。真這麼快，還是她在假裝打呼，為了迷惑我？穿著白色睡衣的人也會假裝嗎？我不敢睡。車廂裡完全暗了下來，暖氣燒得過熱，我感覺整個車廂都被裹進了茶壺髮髻。空氣凝滯沉重，眼睛脹痛，像呱呱叫的青蛙的白色尿泡。我開始捂著嘴無聲地哭泣，枕頭也被浸濕。

　　我覺得自己像個可憐又可悲的蠢婦，自己往圈套裡鑽。我把枕頭換到幹的一面，腦子裡開始默誦詩歌，嘴裡哼著歌兒：雪是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雪是白色的，我想躺著躺著躺著，躺在雪下面看。我在心裡把它唱了上百遍，火車搖晃著為我伴奏。直到天亮，茶壺髮髻還在打鼾。我這時才敢相信，便衣不會來了。他們錯過了黑暗的保護。我溜進廁所，把信取出來。

　　因為「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的白色睡衣，我在去馬爾堡的火車上憶起了這趟黑暗中的死亡之旅。後來我在車上經常能看到英格·文策，她躺在所有路段上，穿著我熟悉的三種睡衣：一種是與村莊告別的雪地齒形吸力睡衣，第二種是茶壺髮髻女人的睡衣，第三種是毛皮師傅的禮物。我被鐵絲廠開除後，冰箱、地毯、家具和房子都沒還完款，失去了經濟來源，就去做家教，給蒂莫什瓦的一個皮毛廠大師傅的兩個孩子教德語。

　　我沒打算和這些人有什麼私交，能付得起學費的都是隨遇而安的人，或是中產階級。我可以在他們家裡吃飯，可以和孩子單獨在一起，但前提是他們不知道我是國家敵人。但事情到了末了幾乎都一樣：雖然他們很滿意我的工作，但幹了幾個星期之後，迫于秘密警察的壓力，他們只好勉強找藉口把我辭退。他們也為自己一貫的服從感覺羞愧。

　　毛皮師傅經常出國，成箱成箱地帶回便宜的化妝品和衣服，回來能賣個好價錢。一天，他送我一頂從廠裡偷的海狸皮帽子，這是他第三次偷帽子。當時正值春天，他在帽子的絲綢襯裡塞了一件花邊睡衣。因為有白色襯裡，我把帽子轉送朋友了。睡衣的面料是透明的尼龍，穿起來抖抖簌簌，產自匈牙利。居民樓冬天凍得人牙齒打戰，夏天熱得像桑拿房，不適合睡眠。睡衣像一件長及小腿肚的沒有掛鉤的賽璐玢窗簾，匈牙利人甚至把短短的袖口做成了喇叭形。貧困的東方如何想像西方資本主義的奢靡，看看皮毛師傅的塑料衣服就可略見一斑。和外婆的雪地齒形睡衣相比，它的性感嘗試徹底失敗，淪落為粗俗的模仿。

　　這粗俗，和感覺低人一等的秘密警察在審問時，把西方說成娼妓遍地的粗俗是一樣的。他的論據來自剽竊，這睡衣則是嫉妒和鄙夷結合的產物。賽璐玢睡衣在莊嚴地舉行著一場感性損失儀式，是羅馬尼亞貧困的日常生活還無法企及的。這件睡衣也被我壓在箱底，出國前我和朋友一起在跳蚤市場把兩件一起賣了。為了招徠顧客，朋友揮舞著那件雪地齒形睡衣，他瞭解它的來歷，所以這樣大聲張羅著：「穿上這件睡衣，會像冬日風景一樣睡個安穩的好覺！」一個滿臉雀斑的年輕女人上鉤了，把它買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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