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25)_赫塔·米勒

二五

　　然後他開始揮舞匈牙利仿品，管它叫「淫蕩小衫」，喊道：「這可像是海水泡沫一樣的溫柔夢鄉！」身邊沒人的時候，我們笑得直不起腰來。最後，一個鑲金牙的老太太買走了淫蕩小衫。這世界瘋了，朋友斷言，莊重的睡衣被年輕女人買走，而淫蕩小衫則進了白髮老嫗的衣櫃，她大概期待著一場遲來的愛情。殊不知正如社會主義不允許性愛一樣，她的期待註定不會實現。也許她是買給她女兒的，我說。

　　去馬爾堡的車廂裡看到英格·文策的睡衣時，這個故事也在延伸，橫穿當下。這是睡衣的第四種形式，也是第一種毫無知覺的。因為在這德國的列車上，它不會瞭解，有人在夜車上只能聽任擺佈。跳蚤市場上叫賣睡衣的朋友，兩年後，也就是齊奧塞斯庫倒臺的前半年，被吊死了。他寄給我的最後一張卡片上寫著：「有時我必須咬齧自己的手指，才能感覺到自身的存在。」他被吊死在家裡的坐便器上方。驗屍不被允許，公開的結論是自殺。受聯邦鐵路的委託，英格·文策在前往裡米尼的路上，在座位上方的臥鋪睡覺。她不曉得人們也會被接受了任務的人從睡夢中叫醒，然後就此死掉。在我的國家，這樣的「自殺」事件經常發生。

　　我發現，是事物決定著一個人，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在哪裡憶起過去的人或場景。那些由堅不可摧的、沒有生命因而更持久的、與我們自身完全不同的物質組成的事物，決定著它們在大腦的回歸。事物在出擊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過往，通過當下把過往推向頂點。儘管我在德鐵上是第一次遇見英格·文策，她的白色睡衣卻承載了我的從前，無法避免地擔當起睡衣的第四種形式。多年以來，我幾乎忘記了前面三種睡衣。

　　最後這種形式違背我的意願，也違背我的記憶，讓我重新憶起從前。不是英格·文策的睡衣我不會回想以前的睡衣，不是以前的睡衣我也不會在英格的睡衣中看到更深的維度。列車上的一件衣服決定了我頭腦中的車站。總是物品先形成共謀，周圍的人與事便俯首順從。因此這裡的人們大多以為，我們必須與現實打足夠多的交道，才能真正忘記過去。而我的經驗是，人們愈是認真地參與當下，過去就愈加清晰地回到我們身邊。

　　現在的物品怵然將我的過往拖來。它們之中隱含時空交錯，其耀眼的細節被重新拖回物品之前熠熠發光。我越是仔細觀察當下，它越是急切地想成為過去的範式。我腦子裡如果沒有當下，也就不會擁有過去。

　　過去與當代的劃分本應交給時間，而德國文學批評界往往要依從空間準則，其實就是屬地關係準則。如果我作品的主題是十年前的羅馬尼亞，那就意味著我（一直還在）書寫過去。然而，如果一個德國作家寫戰後、經濟奇跡或是1968年的學生運動，人們在閱讀時則認為那是當代題材。這裡的過去，不論需要追溯多少年，依舊是當代，因為是在「這裡」發生的，屬地關係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像亞歷山大·蒂斯瑪(Aleksandar Tisma)或凱爾泰斯·伊姆雷這樣的作家不會屬於當代範疇，因為他們在空間上不屬於這裡。我來到了這個國家，但我的從屬性需要商榷。哪個時間點是過去與現在的分界，將來從何時開始，明天？下周？明年？還是十年以後？

　　我從第一本書開始，就在城市描寫距離三十公里外的村莊，就在書寫過去。空間的距離不大，但現實的落差很大。施瓦本村莊的主題，讓我活在自己的過去和父母的當下。他們把我送到城裡上學，本意是為了我的未來，我的未來為他們的當下產生了不少花費。我們家沒有任何藏書，在家人眼裡，讀書是不靠譜、「不正常」的事，所有印刷出來的東西都是用來騙人的。他們很擔心我，因為「寫作比疾病還危險」。母親說，寫作會讓人得精神病的。他們支付我在城裡的房租和伙食，等於也在資助我的寫作，而我寫自己的過去卻傷害了他們的當下。寫作粉碎了他們對我未來的設計，毀掉了一個未來的城裡「女教授」的前程。母親說，我們把你送到城裡可不是為了這個。他們用於支付我的未來的錢，被用來傷害他們自己。和睡衣一樣，我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將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攪成一團。

　　我只想探討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之路途上的睡者——的時刻，探討身為商店女裝部模特的英格·文策，以及她在男裝部的哥哥雅各布的時刻。但睡衣披著其他時光的外衣，滯延著立體模特的故事。過去的人和事在記憶中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不會走向它的反面，而物品卻相反，它們從過去的事件中時而誘發恐怖的可笑，時而誘發荒謬的憂鬱，事後再為它們披上另外一件皮膚，在描述時可以不加輕視地對它使眼色。

　　在講述女裝部模特英格和男裝部模特雅各布之前，我想提一個問題：你們知道「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嗎？那是德國鐵路八十年代為臥鋪車廂做的一幅廣告畫，約二十釐米高，三十五釐米寬，配咖啡色的塑料框貼在所有車廂的牆上。我也注意過這一時期的另一則廣告：一輛微微彎曲的火車像一尾發光的蛇穿過暗夜。但這則廣告根本不是「英格·文策前往裡米尼」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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