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30)_赫塔·米勒

三〇

　　因為我還是寫作者，遭遇到的對陌生目光的誤讀也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認為我陌生的目光是到德國後才有的，同時，文學界還把它理解為一種獨特的藝術，一種將寫作者與非寫作者區別的技藝。後來我才意識到，其實作家們自豪地利用並共同編織著這種誤讀。他們一再讓自己和別人相信，寫作有別於任何其他工作，並由此背負著與眾不同的負擔。作家把自己的工作描繪成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應當像金樹葉一樣被人豔羨。他們將陌生的目光作為一種美德來出售。

　　陌生的目光與寫作無關，但與人生經歷有關。我認識一位母親，曾被關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她從不讓女兒穿木跟鞋，也不允許她在自己面前烤肉。野餐時她會出神地望著天空，微笑著說：「這裡和埃特斯貝爾格(Ettersberg)一樣美」，然後繼續吃她的東西，仿佛剛才只是在讚美一個普通的夏日。她營造的畫面令人聯想到豪爾赫·森普倫的文字：巴黎夜晚的酒吧，美麗的女郎在我眼前呈現死亡。林蔭道的街燈下，雪花紛紛落下，映出布痕瓦爾德的死亡之地。森普倫是作家，這位母親不是，但他們擁有同樣陌生的目光。

　　在我還是個孩子，還沒有獲得這陌生的目光時，就體驗了母親對土豆的癡迷，體驗了她在咀嚼土豆時的恐懼與狂熱、厭惡和渴望。1945年，母親十九歲時，被流放到今烏克蘭境內的多奈茨貝肯(Donetzbecken)強迫勞教。在那裡，她對土豆既詛咒又祈望，既愛又恨。土豆從來沒填飽過她的肚子，把她拖進慢性饑餓，變成一個皮包骨的小女孩。但土豆又是基本的營養品，餓死還是活下去都依賴於它。

　　母親活下來了，從此與土豆形成一種永恆的共生關係。沒有人吃土豆時會有她那樣的目光，和她那樣的呼吸。在嫌惡與饕餮的欲望之間，在語言中尋找多久，都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五十年後，她仿佛還會經由土豆從生到死，或者起死回生。她看著餐叉上的土豆片向自己的嘴慢慢移動，迷惘的眼睛開始潮濕。她從來不去用力紮破土豆，也從不在盤子裡剩一點土豆渣。我一直不願和她一起吃飯。我總是請求廚房燈、桌子和她盤中的土豆，求它們幫幫她，別讓她吃飯時總是這樣一副模樣，讓我必須面對這樣的場景。

　　那時我還太小，家裡不讓我接觸刀具，但削土豆是例外。母親盯著我，要求我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膚一樣薄，教我怎樣順著刀勁兒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長長的圈兒。那時土豆已經不再匱乏，多到可以用它喂豬養雞，但母親還是緊盯著我，好像我的未來全要仰仗削土豆的功夫。因為她與土豆的情結，我必須在削土豆中學會削我的生活。除了削土豆技術，她從來沒有這麼上心地教過我別的東西，也從來沒說過它為什麼如此重要。

　　提起勞動營，她只是寥寥數語一帶而過。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裡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後來餓死了，這是外婆告訴我的。我從來沒問過母親，她在叫我名字的時候，是否會看到兩個人。所有關於勞動營的細節，都是我從別人或書中瞭解到的。我想，也許她只在吃土豆時回憶勞動營的情景，這樣在說話時就不必再去想那裡了。或許叫我名字的時候，她腦子裡也會浮現勞動營的情景？如果那樣，她可高估了自己。

　　多年之後我出版了散文集《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但與土豆的共生關係相比，這又算得了什麼。比起用自己親生的孩子紀念一個死去的朋友，這又算得了什麼？

　　將陌生的目光歸結於接觸到陌生的環境是荒謬的，其反面才合理：陌生的目光來自熟悉的事物，只是其中的理所當然之處被抽離了。沒有人願意交出理所當然，每人都依賴順從自己、不失天性的東西，那些人們用來勞作卻不會在其中照出自己的工具。如果在物體中照見了自己，墜落就開始發生，人們在每個細小的姿態中都會見出深刻。與事物的和諧彌足珍貴，因為它愛護著我們，我們把它稱作理所當然，它只在人們意識不到時才存在。理所當然是我們最無須努力的擁有，和我們保持著恰當的距離。當人們不為自我存在時，它是完美的呵護。最難的是，理所當然在離去時不是單個地、有數地將人遺棄，而是一下子大量拋棄與它不再協調的東西。此時會生出這樣一種感覺，不停地飄，不斷地跳。這不間斷的自我感知與外界亂倫，與自己通姦。我們能感受到身體裡一根根過度緊張的神經，卻無法擺脫。我們既厭惡自己，又不得不愛自己。

　　那幾年總是處於類似的狀態，我曾希望自己瘋掉，這樣不必幹掉自己就能將自己遺棄。我期待瘋狂能帶給我另一種理所當然，它不再需要我，因為我已面目全非。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斥責我，我當時沒有真正理解他的用意，以為他罵我是因為喜歡我。他罵得對，因為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有一天，他領我到郊外鄉下的一個精神病院——他是搖滾樂手，為病人做音樂治療，自從搖滾樂不能再登上舞臺，這是他賴以為生的手段——他帶了些唱片，有打擊樂、爵士、搖滾、諷刺小調。病人們聽到音樂，反應各不相同，有跟著唱的，有搖頭晃腦的，有心不在焉的。我不知道他們是真聽懂了，或者只是需要一個活動，讓自己暫時擺脫楊樹上烏鴉的叫聲，和腦袋裡不停的吵鬧。

　　在那裡，我沒有看到一個因政治原因錯亂的病人。政治病人的理所當然會回歸大腦，在癲狂中不斷用他們從正常生活中帶來的恐懼折磨自己，會顫抖、哭泣、扭曲肢體，極端的痛苦中是全然的精神缺席。觀察一段時間就可以看出，誰是因個人原因，誰是因國家恐怖主義變成精神病的。更讓我吃驚的是，在他們身上我看到某些症狀自己偶爾也會有，只不過更短暫。原來我業已習慣的狀態竟是精神錯亂的前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