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36)_赫塔·米勒

三六

　　▼在我們德國

　　剛從羅馬尼亞來到德國，我受邀參加一個家宴。走進廚房，主人的烤箱裡烤著小羊肉。頭一次見到玻璃罩下亮閃閃的烤箱，我無法移開自己的目光。光線使肉成為一個展品，灼熱的氣泡竄來竄去，呼吸著，然後一個個破滅。我看著散發褐色光澤的肉塊，像欣賞彩色電視機裡的風光片：陰霾的太陽下，是居住在羊肉脈岩裡的玻璃小動物。主人打開玻璃門，一邊旋轉一邊說：「卡內蒂也是羅馬尼亞人。」「不，他是保加利亞人。」他說：「哦，是嗎，這幾個國家我總弄混。不過首都我還知道，保加利亞是索菲亞，羅馬尼亞是布達佩斯。」我說：「布達佩斯是匈牙利首都，羅馬尼亞首都是布加勒斯特。」

　　肉在叉子上旋轉，在我的電影裡像一隻河蟹環抱風景。他之所以腦子亂，是因為他把盤子裡的肉放得亂七八糟。他關上玻璃門，說：「希望你會喜歡這肉的味道。你吃過羊肉嗎？」答案是肯定的。「在羅馬尼亞常吃羊肉，」我說，「羅馬尼亞的尼伯龍根之歌，我們的史詩，主題就是有關羊和牧羊人的。」「有意思。」他說。我更正他：「並不有意思。史詩的主題是欺騙，以及在恐懼時如何保持鎮定，還有痛苦和死亡。」

　　德語是我的母語。在德國，每個詞的意思我都知道，那是我早已熟稔於心的，但組成句子後我卻不一定明白。有時是因為我不瞭解一句話的背景，不知道對方的意圖。後來，我琢磨了一下「有意思」這個俏皮說法，我把它理解為後置從句了，其實那只是附加的一聲歎息，並沒有實質內容。只是簡單的「啊，原來如此」或「哦」，而我卻理解為一個完整句，以為他們說「有意思」時表示感覺有趣。我以為每個說出的詞都在表達特定的內容，否則不必說出。我瞭解說話與沉默，但不瞭解這說出來的無內容的沉默。

　　我常常想起一個賣花的女人，她五十歲左右，我在她的花店買過兩次花。第二次光顧花店時，她從桶裡挑了最漂亮的金魚草（Löwenmäulchen，直譯為獅子小口）以示謝意。她遲疑了一陣子，終於還是開口問：「您是哪裡鄉親？法國人？」我不大喜歡「鄉親」這個詞，所以我也遲疑了一下，我們之間是一段沉默的空白。我說：「不，我是羅馬尼亞人。」她說：「哦哦，沒關係。」她笑了一下，那笑容看起來仿佛她突然牙疼起來。她的話很和善，好像在說：這沒什麼，只是小口誤。

　　她有些尷尬，不再抬頭看我，只盯著包裝好的花。她可能覺得高估了我。在我開口買「獅子小口」的時候，我就應該想到這點。隨我移民而來的德語中，在羅馬尼亞，這種花叫蛙鳴。我們村的方言乾脆就叫呱呱——蛙的叫聲。這裡用獅子與青蛙的大小來比較是不恰當的。德國德語中的獅子小口荒謬地高估了蛙嘴或呱呱，幾分鐘後我被以同樣的方式高估了。

　　在德國，人們總喜歡打聽我是哪兒來的。每次走進雜誌店、裁縫店、鞋店、麵包店、藥店，打過了招呼，告訴對方我要買什麼，售貨員去取貨，報價……然後，稍微喘口氣，就會問我：「您是哪兒人？」我把錢放到櫃檯上，在找零的間隙說：「羅馬尼亞人。」聽我用大段完整的句子把買東西的事說得十分清楚，在我離開時人們總不忘說一句：「您德語真好。」對此我不想置之不理，可又覺得沒什麼好說的，這讓我心跳加速，只想趕緊逃到大街上，以免太顯眼。可是走到門口時總出錯，該拉的門去推，該推的去拉，反倒更引人注目，顯得傻裡傻氣。鞋匠和裁縫店門口都有個小鐘門鈴，它們仿佛在給我內心的想法譜曲，讓我的心跳在整個店裡唱響——德國的門鈴也會控制人。店裡常有別的顧客，也會對我側目而視。

　　逃到街上，想像著在我前後排隊的客人，都要向店主報一下自己是哪裡人，那會是怎樣一番場面。我腦子裡過地名，尋找著韻律：「您好我要咳嗽糖漿我來自魯路普。您好我要阿司匹林我是維也納人。您好我需要兩瓶紅酒來自施萊斯海姆。我要剃鬚刀片我是畢芬根人。」或者，在離店時說：「再見我的老家是莫爾菲登，我會再次將你的店門登。」編著編著，我不由得笑起來，但我知道這笑來得有點晚了，況且這小詩武器除了我自己誰也傷不著，以後也派不上用場。我在門鈴上撞出曲調，卻沒在身上撞出包來。我需要撞個包，就像鞋需要新的鞋底。

　　來德國十二年了，我發現人們說話時總喜歡這樣開頭：「在我們德國……」這常常會激起我的自衛心理，我挺直腰板說：「我不也在你們德國嗎？」這時，對方會睜大疑惑的眼睛，態度有所讓步，重複道：「但在我們德國不說Bretzel，而說Breezel（8形麵包）。第一個e要延長，第二個e要吞掉，明白嗎？其實這也沒什麼大不了，不過現在你瞭解了。」然後給我一個微笑，我想那意思是說：「無意冒犯。」緊接著一個問句：「OK？」我點點頭，出乎對方意料地說：「請給我來個Laugenbrezel（8形鹼性麵包）。」「很棒嘛！」售貨員笑了，笑容一直延續到下一位買光棍包（一種硬殼長麵包）的顧客。我已經走上滾梯，他的「很棒(Toll)」溜進我腦子裡，用它組成的詞我知道：狂犬病(Tollwut)，顛茄(Tollkirsche)，精神病院(Tollhaus)，環形珊瑚島(Atoll)，匹夫之勇(tollkühn)。有「toll」的詞聽上去很大度，甚至Ajatolla^①聽起來也如此。類似的詞都像「8形鹼性麵包」一樣長，難道我每次都得跟售貨員說出麵包完整的名字？還有地鐵中的麵包廣告：「年輕的新娘在答應『願意』時顧不上說話/因為她在忙著啃培西麵包(Paech-Brot)。」

　　﹛①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的名字。﹜

　　我是不是應該告訴售貨員我多麼喜歡「培西麵包」這個詞？培西麵包以最簡潔的形式展示獨裁統治下人們的遭遇。我在受審時秘密警察總是提醒我：別忘了你吃的是羅馬尼亞麵包！當時的我不可能知道，他對我的折磨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詞來描述，是柏林地鐵的麵包廣告提示了我，培西麵包（Pech-Brot倒霉麵包），是為這種長時間的精神折磨找到的最精准的詞。「我吃過我的倒霉麵包了」，這句話與豪爾赫·森普倫的「家園即說出者」一樣驚人地清澄明晰。這句話對描寫獨裁專制太有用了，我們甚至可以說：「因為森普倫吃了他的倒霉麵包，他才知道語言並非家園，而是，語言即說出的內容。」

　　那麼，下面這個事例說出的內容是什麼呢：我在信箱旁遇到女鄰居，我們一起拾級而上。她開始抱怨每天夜裡睡不好覺，因為她三歲的孩子總在夜裡兩三點鐘，抱著布娃娃上她屋裡來玩。「這真是恐怖，」她說，「恐怕羅馬尼亞的秘密警察也想不出比這更殘忍的辦法。」她是教歷史的。我是否應該告訴她，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可不想跟我玩什麼布娃娃。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政治和文學領域也不例外。呂特格斯(Rüttgers)先生也作詩，叫作「要孩子不要印度人」，針對施羅德的客籍工人政策。施羅德主張招募印度人短期來德國工作，三五年後限期離開。初來德國時，公司可以為他們租賃汽車，直到他們買了自己的新車。印度人應該為被德國需要而深感榮幸。經過改良的印度人，在德國居留的三年中一定會經歷這些：在辦公室得到普遍認同；在「我們德國」8形麵包兩個e音發得不好時，店裡的人會為他耐心解釋；或許，在傍晚時分的地鐵和電車裡，或陽光明媚的加油站裡，在山中湖邊，或者隨便什麼地方，都會心慌慌的，因為他可能被德國光頭黨人宣佈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

　　呂特格斯的韻律在與施羅德召喚客籍工人唱反調，儘管施羅德先生明確規定了客人應該打包離開的時間。但呂特格斯先生知道：我們德國是有先例的。客籍工人的共同特點是喜歡放棄休息，在非工作時間打工賺錢。此外，招募他們是為了工作，但工作之餘他們也要生活，會為了長期居留而努力，建立家庭，留在德國，生孩子。生下的孩子還是印度人，起碼是一半的印度人。要發好Brezel的e音，把第一個拖長，第二個吞掉，不是一代人能解決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土耳其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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