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68)_胡賽尼

六八

　　從那時起，薩麗婭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動了。我們可以到島上探險，在海灘上玩遊戲，小孩該怎麼玩，我們就能怎麼玩。媽媽會給我們包好三明治，一人一個，我們可以在早餐之後一起出發。

　　一旦出了大人的視線，我們便常常分開。在海灘上，我要麼游泳，要麼脫掉上衣，躺在大石頭上，薩麗婭會走掉，不是去撿貝殼，便是在水裡的礁石上跳來跳去，這樣很不好，因為浪太大了。我們走的是小道，繞來繞去，穿過葡萄園和大麥地，低頭看著自己的影子，每個人都在想著自己的事。我們大部分時間用來閒蕩。那個年月，蒂諾斯還沒什麼旅遊業，實際上是個農業島，人們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欖樹和小麥來過日子。最後我們覺得無聊，就找個地方吃午飯，安安靜靜地，在樹陰下，或是磨坊邊乘涼，咬一口，就看看峽谷，望著長滿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達達往城裡的方向去了。我們住在島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幾公里，就是蒂諾斯城。城裡有個賣小玩意兒的小商店，開店的是個愁眉苦臉的鰥夫，名叫魯索斯先生。隨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櫥窗裡發現各種各樣的東西，從四十年代的打字機，到皮子做的勞動鞋，要不就是一個風向標，老花架子，巨型蠟燭，當然還有帕納伊亞福音教堂聖母像的複製品。沒準兒還能見到一隻黃銅大猩猩。魯索斯先生也是個業餘攝影師，他在店後面弄了個暗房。每年八月，當朝聖者來到蒂諾斯參觀聖像的時候，魯索斯先生就賣給他們膠捲，還在暗房裡替他們沖洗照片，以此收費。

　　大約一個月之前，我在他的櫥窗裡瞧見了一架照相機，放在破舊的鐵銹色皮匣子上。每隔幾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著這架相機，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帶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國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園。我還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騎在駱駝背上，坐在塵土嗆人的舊卡車裡，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對炎熱，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舉目凝望，我要把它們也拍下來，然後看著自己的照片發表在光面紙印刷的雜誌上。正是這個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魯索斯先生的窗前，雖然商店當天關門，可我還是站在外面，腦門頂著玻璃，做起了白日夢。

　　「什麼型號？」

　　我往後退了退，在窗戶上看見了薩麗婭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臉。

　　「那台相機。」

　　我聳聳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說。

　　「你怎麼知道？」

　　「這是過去三十年裡最暢銷的35毫米相機。」她用略帶責備的語氣說道，「不過外觀上不怎麼好看。太醜了。看上去像塊磚頭。這麼說你想當攝影師？我是說等你長大了。你媽說你想。」

　　我轉過身。「媽媽告訴你的？」

　　「怎麼了？」

　　我聳聳肩。媽媽和薩麗婭連這種事都談，真讓我難堪。我不清楚她是怎麼說的。她會打開自己的武器庫，揮起唇槍，舞動舌劍，一本正經，卻語帶嘲笑，就像她談起那些怪事、糗事時一樣。她會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壯志。馬科斯想走天下，用鏡頭拍遍地球。

　　薩麗婭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蓋住膝蓋。這是個大熱天，陽光好像長了尖牙，啃噬著皮膚。幾乎沒人出門走動，街上只有一對老兩口兒，邁著僵硬的步子蹣跚而過。老頭兒大概叫德米斯什麼的，戴著灰色前進帽，穿棕色的花呢夾克，對這個季節來說，顯然太過厚重。我記得他臉上帶著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這個樣子，好像一成不變地受著怪異發現的驚嚇，殊不知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後進了醫學院，我才懷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們經過的時候招手致意，我也擺手還禮。我看見他們注意到了薩麗婭，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繼續前行。

　　「你有照相機嗎？」薩麗婭問。

　　「沒有。」

　　「你拍過照片嗎？」

　　「沒有。」

　　「那你還想當攝影師？」

　　「你覺得奇怪？」

　　「有點兒。」

　　「那我要是說我想當警察，你也覺得奇怪嗎？就因為我從來沒給人家戴過手銬？」

　　她的目光變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個聰明的蠢貨。」她說，「給你個建議：別當著我媽的面提這相機，要不然她一定會給你買下來。她正急著討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臉，又下來了。「可我覺得奧德麗婭不會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驚奇，同時又有點兒不安，這麼短的時間，她怎麼能看出這麼多東西。我想，也許是因為有那個面罩，因為有掩蓋的優勢，也就有了警醒、觀察和細看的自由。

　　「她可能會讓你把它還回去。」

　　我歎了口氣。她說得沒錯。媽媽不會接受這樣簡單的補償，如果牽涉到錢，那就更不可能了。

　　薩麗婭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問你，你家裡有沒有盒子？」

　　＊

　　瑪達麗娜和媽媽在廚房喝著葡萄酒，我和薩麗婭上了樓，用黑色記號筆塗鞋盒。鞋盒是瑪達麗娜的，裝著一雙酸橙綠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著棉紙。

　　「她打算穿這種鞋去哪兒？」我問。

　　我能聽到瑪達麗娜在樓下，談著她上過的表演課，老師要求她做練習，讓她假裝自己是蜥蜴，一動不動地趴在石頭上。接著便是一串笑聲——她的笑聲。

　　我們塗完了第二道，薩麗婭說還得再塗第三道，確保任何小地方都不會漏掉。黑色必須均勻，做到天衣無縫。

　　「照相機就是這樣的，」她說，「一個黑盒子，上面有個眼兒，讓光線進來，再拿東西來吸收光線。把針給我。」

　　我把媽媽的一根縫衣針遞給她。至少可以說，我對這架自製相機的前景，對它到底能拍出什麼，是心存懷疑的，就憑一個鞋盒子，加一根針？可是薩麗婭一頭紮進了這個項目，帶著如此之強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點兒餘地，萬一這玩意兒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裡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已經計算過了。」她說，小心翼翼地拿針紮著鞋盒，「沒有透鏡，咱們就不能在小的這一面上扎眼兒，這盒子太長了。不過寬度剛剛好。關鍵是紮出來的針孔要尺寸正確。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現在咱們要做個快門。」

　　在樓下，瑪達麗娜一度壓低了聲音，變成了急切的低語。現在我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可我聽得出來，她講話的速度慢下來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現在身體前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視，眼睛眨都不眨。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已經熟悉了這種腔調。人們這樣講話時，很可能是在透露、揭發、坦白著某種災難性的事情，懇求著傾聽者。軍隊傷亡通知小組敲門時，律師向客戶兜售辯訴交易的好處時，警察在凌晨三點截停汽車時，還有偷情的丈夫，常常採用這種腔調。而我自己在喀布爾的醫院裡又用過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屬領進安靜的房間，請他們落座，給自己拉過一把椅子，強打起向家屬通報的精神，畏懼著即將開始的談話？

　　「她在談安德烈亞斯。」薩麗婭不動聲色地說，「我敢保證她在談他。他們大吵了一架。把膠帶和剪刀遞給我。」

　　「他是什麼樣的人？我是說除了很有錢以外？」

　　「誰，安德烈亞斯嗎？他挺好的。他經常出差。在家的時候就總有人過來。很重要的人——部長啊，將軍啊什麼的。他們在壁爐邊上喝酒，一談就是一個晚上，談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間裡都能聽到。安德烈亞斯有客人的時候，我是應該待在樓上的。我不該下去。可他給我買東西。他花錢請了家庭教師，到家裡上課。他和我說起話來也蠻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經塗成黑色的紙板蓋到針孔上，拿膠帶粘好。

　　樓下沒什麼動靜了。我在心裡編排起了劇情。瑪達麗娜無聲地哭著，心不在焉地把玩著手絹，好像那是一塊培樂多彩泥，媽媽沒怎麼管她，幹看著，臉上帶著一絲苦笑，好像舌頭底下有什麼酸酸的東西正在化開。媽媽受不了別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腫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飾、懇求的臉。她把哭看成軟弱的標誌，一種對他人關切的炫目懇求，而她是不會讓你得到滿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漸漸長大之後，我才領悟到這並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認為悲哀應該是私密的，不該拿出來炫耀。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問她，我父親墜崖身亡時，她有沒有哭過。

　　在葬禮上。我是說下葬的時候。

　　沒有。我沒有。

　　因為你不傷心？

　　因為我傷不傷心不關別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會哭嗎，媽媽？

　　但願我們永遠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說。

　　薩麗婭拿起那包相紙，對我說：「帶上手電筒。」

　　我們鑽進了媽媽的壁櫥，輕手輕腳地把門關好，門下面用毛巾塞住，擋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圍一片漆黑，薩麗婭便叫我打開手電筒，我們事先已經用好幾層紅色的玻璃紙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見薩麗婭，只能看到她用細長的手指剪下一張相紙，把它鋪到鞋盒裡面，正對著針孔的方向。相紙是前一天我們從魯索斯先生的店裡買的。我們走到櫃檯邊上，魯索斯先生從眼鏡上方打量了一番薩麗婭，然後問：這是要打劫嗎？薩麗婭用食指對著他，然後豎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動手槍的擊錘。

　　薩麗婭把鞋盒的蓋子蓋好，用快門擋住針孔。她在黑暗中說道：「明天，你來拍你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張照片。」我真聽不出她是不是在開玩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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