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73)_胡賽尼

七三

　　2002年一個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後，我正準備從雅典前往喀布爾的時候，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了瑪達麗娜的訃聞。她現在掛著「庫裡斯」的姓，可我從那老婦人臉上認出的，不僅是她青春美貌的餘燼，還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齒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說她年輕時曾經短暫地做過演員，後來在八十年代初創辦了自己的劇團，排演過幾部深受評論界讚揚的作品，特別是尤金·奧尼爾的《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該劇在九十年代中期連演不衰，還有契訶夫的《海鷗》和迪米特裡奧斯·姆波格裡斯的《婚約》^①。

　　﹛① 迪米特裡奧斯·姆波格裡斯（Dimitrios Mpogris，1890—1964），又名迪米特裡奧斯·博爾格裡斯（Dimitrios Bogris），希臘劇作家，1936年首演的《婚約》（Engagements）是現代希臘戲劇史上的悲劇名作。﹜

　　訃聞說，因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對時尚的敏銳認知，她舉辦的奢華派對，以及她對眾多無名劇作家欣然給予的機會，使她成了雅典文藝圈裡眾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說她死前與肺氣腫進行了漫長的苦鬥，但沒有提及她身後是否還有配偶或子女。我更為震驚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離我在科洛納基的住處只隔了六個路口。

　　我放下了報紙。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沒見過她了，如今我卻感覺這死去的女人有幾分不堪。這篇關於她結局的報道一下子讓我產生了抵觸。我過去一直在想像，她過的是一種動盪而無常的生活，歲月維艱，厄運連連，動不動就崩潰，感到懊悔，還有一連串昏頭昏腦、不顧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為她會自毀，很可能因為酗酒而過早死去，人們總是把這樣的死稱作悲劇。我心裡有一部分甚至曾經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薩麗婭領到蒂諾斯，是為了讓她免受傷害，是要救她脫離苦海，因為瑪達麗娜知道自己對女兒受的罪已經無能為力。可是現在，我開始用媽媽的眼光來看瑪達麗娜了，媽媽肯定是這樣看的，一直都這樣看：瑪達麗娜是個繪圖員，坐在那兒，心平氣和地畫著她未來的地圖，幹淨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兒排除在邊境線之外。她的成功堪稱輝煌，起碼按照訃聞所說，正是如此，文中簡略地記錄了一個精心打理過的人生，一個富含著成就、優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發現我無法接受這種成功，這種未受懲罰的逍遙。這是反常的。為什麼不必付出代價？苛求眾生的因果報應又去了哪裡？

　　可是，當我合上報紙，一種讓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開始出現了。一個微弱的暗示提醒著我，我對瑪達麗娜做出了過於苛刻的判斷，她和我其實沒有什麼不同。難道我們不是都曾經渴望著逃離，改頭換面，重塑新生嗎？到了最後，難道我們不是都砍斷了拴住我們的錨鏈，讓自己得到解脫嗎？可我又嘲笑著這樣的疑惑，告訴自己我們毫無相似之處，而我之所以對她感到惱怒，也許只是把它當成一件面罩，用來掩飾我的嫉妒，因為她在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這份報紙。如果薩麗婭必將知曉，那也不可能從我這兒知道。

　　＊

　　媽媽拿著刀，把胡蘿蔔皮撥到碗裡。她憎惡別人浪費食物。她要用這些皮醃一罐子果醬。

　　「哦，你有個重大決定要做了，薩麗婭。」她說。

　　讓我意外的是，薩麗婭扭過頭來問我：「你會怎麼做，馬科斯？」

　　「哦，我知道他會怎麼做。」媽媽張嘴就說。

　　「我要去。」我說，一邊回答著薩麗婭，一邊看著媽媽，滿心得意，因為我沒像她想的那樣說，而是扮演了起義者的角色。當然我的回答也是認真的。我相信薩麗婭甚至都不該猶豫。我會馬上把這個機會抓在手裡。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倫敦。

　　「你應該考慮一下。」媽媽說。

　　「我考慮過了。」薩麗婭遲疑了一下，說道。接著，她用更加遲疑的動作，抬起了眼睛，望著媽媽。「但是我不想接受。」

　　媽媽放下了刀。我隱約聽見她舒了口氣。這口氣她是一直憋著的嗎？就算是，她那張喜怒不形於色的臉也沒有流露出任何寬慰的跡象。「回答正確。當然是正確的。」

　　薩麗婭把手伸過桌子，摸了摸媽媽的手腕。「謝謝你，奧蒂阿姨。」

　　「我只講這一次。」我說。「我認為這是錯的。你們倆都在犯錯誤。」

　　她們扭過頭看著我。

　　「你是想讓我去嗎，馬科斯？」薩麗婭問。

　　「是。」我說，「我會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絕私校的教育。你以後還要念大學。你可以搞研究，當科學家、教授、發明家。你不想嗎？你是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你可以想當什麼就當什麼。」

　　我一下子說不下去了。

　　「不，馬科斯。」薩麗婭一字一頓地說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後這句話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辯駁的可能。

　　許多年以後，當我開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訓時，我理解了某種東西，而那天在廚房，在我力主薩麗婭應該離開蒂諾斯，去上寄宿學校的時候，我還不能理解。後來我懂了，這個世界看不見你的內在，它一點兒也不關心你的希望、夢想，以及憂傷，它們都被皮膚和骨骼遮蔽著。這是如此簡單，如此荒謬，又如此殘忍。我的病人們知道這些。他們看到了，關於他們是怎樣的人，將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骨架的對稱程度，兩眼之間的距離，下巴的長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擁有一個理想的鼻額骨。

　　美貌是個巨大而不當的禮物，來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選擇這個專業，就是想把優勢平均分給薩麗婭這樣的人，用我的手術刀，一刀一刀地去糾正這任意造就的不公，對一種我發現可恥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這樣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奪走一個小女孩的未來，讓她遭到遺棄，成為歧視的對象。

　　至少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我想，還有別的理由讓我選擇了整形外科。比如說錢，聲望，社會地位。若說我僅僅因為薩麗婭才做出這樣的選擇，那就過於簡單——這想法也許可愛——也有點兒過於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穩了。如果說我在喀布爾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人類的行為是混亂的，不可預測的，與方便的對稱性毫不相關。可是，我也在選擇怎樣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發現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張照片，故事將慢慢顯現，來確證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這個故事支撐著我。

　　我有一半時間在雅典行醫，去皺紋，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腳的鼻子。另一半時間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飛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亞和遠東，為孩子們工作，修復唇齶裂，去除面部腫瘤，修補面部損傷。在雅典的工作遠遠談不上滿足，但報酬高，可以讓我在做志願工作的時候，負擔得起幾個星期、幾個月的花銷。

　　後來，2002年初，我在辦公室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個我認識的女人打來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維奇，是個波斯尼亞護士。幾年前，我和她在倫敦開會時相識，共度了一個週末，有了樂事，我們都認為此事不足掛齒，但仍然保持著聯繫，偶爾也在社交場合見面。她說她現在為喀布爾的一家非營利組織工作，他們正在尋找一位整形醫師，為兒童做手術，處理唇裂、彈片和子彈造成的面部損傷，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當場就答應了。我打算待上三個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沒回來。

　　＊

　　薩麗婭在渡口接我。她紮了綠色的羊毛圍巾，穿著暗玫瑰色的厚外套，裡面是開襟羊毛衫和牛仔褲。這段日子她把頭髮留長了，從中間分開，披落到肩膀上。她頭髮全白了，正是這一特徵——而不是那殘缺的下半張臉——觸動了我，讓我見到她的時候嚇了一跳。我並非對此感到驚詫；薩麗婭三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長白頭髮，只過了十年，便已滿頭棉花般的白髮了。我知道我也變了，頑強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後退的髮際線，但是一個人自己的身體衰退是逐漸進行的，陰險而難以察覺。看到薩麗婭滿頭白髮，就像見了驚心動魄的證據，知道她怎樣不可逆轉、無法規避地邁向老年，而聯想起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你會凍著的。」她說著，緊了緊脖子上的圍巾。這是一月，臨近晌午，陰著天，灰濛濛的。一陣冷風吹過，枯葉在樹上嘩嘩作響。

　　「想挨凍，得去喀布爾。」我說，提起了行李箱。

　　「隨便你，大夫。公共汽車還是步行？你來選。」

　　「咱們散散步吧。」我說。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