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74)_胡賽尼

七四

　　我們向北走，穿過蒂諾斯城。內港裡停泊著帆船和遊艇。小亭子裡賣著明信片和圓領衫。咖啡館外，人們坐在小圓桌邊，喝咖啡，讀報紙，下象棋。服務員們擺放著午飯用的銀色餐具。再過一兩個鐘頭，燒魚的味道就該從廚房裡飄蕩而出了。

　　薩麗婭興致勃勃地講起了故事，開發商要在蒂諾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別墅，可以遠眺米科諾斯島和愛琴海。這些房子主要是給旅遊者和有錢的暑期房客住的，他們從九十年代便開始絡繹不絕。她說這片別墅會帶一個室外游泳池，還有一個健身中心。

　　多年以來，她一直給我寫電子郵件，為我記錄下重塑蒂諾斯的這些變化。帶有衛星天線、可以撥號上網的海濱酒店，夜總會、酒吧、小酒館，為遊客服務的餐館和商店，出租車，公共汽車，人潮，躺在海灘上的半裸的外國女人。如今的農民已經不騎驢了，他們開上了小卡車——最起碼那些留下來的人是這樣。大部分農民很久以前就離開了，不過，現在有些人也在回遷，回到島上安度晚年。

　　「奧蒂一點兒也不高興。」薩麗婭說，她指的是這種變革。她也給我寫過這些，寫老島民們的懷疑，他們對新來者，對隨之湧入的改變滿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變化。」我說。

　　「抱怨不可避免的東西無濟於事。」她說。接著又道：「奧蒂會說：『行了，早知道你會這樣講，薩麗婭，你又不是在這兒生的。』」她哈哈大笑，響亮而開懷。「本以為在蒂諾斯住了四十年，怎麼著也有這資格了。沒想到現在我才搞明白。」

　　薩麗婭也變了。儘管她穿著冬衣，我還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長胖了——不是肥胖，是幹胖。如今她帶著一種開心的自嘲，一種頑皮的揶揄，就像她評價我的時候那樣，搞得我每次都懷疑，她發現了我做的事有點兒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這種開懷的大笑，兩頰上不落的紅暈——總體的印象是，一個農民的媳婦。一個頂樑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卻透著一股子朝氣蓬勃的威信和強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質疑。

　　「生意怎麼樣？」我問，「你還在工作嗎？」

　　「偶爾有。」薩麗婭說，「你知道這世道。」我們一起搖了搖頭。在喀布爾，我一直在看新聞，知道這一輪又一輪的緊縮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臘青年朝議會外的警察扔石頭，而警察們穿著防暴衣，發射催淚瓦斯，揮舞著警棍。

　　薩麗婭做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生意。數字時代到來之前，她基本上是個女師傅。她去別人家裡，給電視機焊功率晶體管，給舊的真空管收音機換信號電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溫控制器，封好滲漏的水管。老百姓憑自己的能力給她付錢。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無論如何也會把活幹了。我不是真需要這錢。她說，我把幹活當成玩遊戲。拆東西，看看裡面怎麼運轉，仍然讓我覺得興奮。這段日子，她如同一個自開自支的獨女計算機服務部。她知道的所有東西都是自學來的。她只收些名義上的費用，幫人家排除電腦故障，修改IP設置，解決程序癱瘓和運行緩慢的問題，替人升級，處理啟動失敗。我曾不止一次從喀布爾打電話給她，焦急地求她幫忙，因為我的IBM死了機。

　　走到我母親的房子，我們在外面待了一會兒，站在院子裡那棵老橄欖樹下。我看到了媽媽最近那些狂亂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過的牆，只搭了一半的鴿子房，一塊木板上放著把錘子，還有一個敞開的釘子盒。

　　「她怎麼樣？」我問。

　　「哦，和以前一樣難伺候。所以我裝了那個玩意兒。」她指了指屋頂上的衛星天線。「我們看外國肥皂劇。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說最爛，演來演去都是一回事。我倆猜劇情，弄得她都不愛搭理我了。」她一步邁進大門。「歡迎回家。我給你弄點東西吃。」

　　＊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見了幾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廳裡的皮椅子，電視前白色的柳編茶几。可是其他東西大體上都還在老位置。廚房的桌子現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圖案是交錯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籃裡的老油燈，油煙熏黑了扇貝形的燈罩；我和媽媽的照片——我穿白襯衫，媽媽穿著她的好裙子——仍然掛在客廳壁爐架的上方；媽媽的那套瓷器也還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卻感到每樣東西中間都有個空空的洞。我母親和薩麗婭在這兒相依為命，一過就是幾十年，對我而言，這段歲月卻是黑暗而遼闊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薩麗婭和媽媽在這張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頓飯，缺席於那些歡笑，爭吵，持久的煩悶，疾病，正是這一長串簡單的儀式構成了人的一生。進入我童年的家有點迷惑，就像一部小說，很久以前我讀了開頭，後來又把它丟開，現在卻在讀它的結尾。

　　「來點蛋好嗎？」薩麗婭問。她已經套上了長長的印花圍裙，正在往平底鍋裡倒油。她在廚房裡來回移動，操控自如，一副當家做主的模樣。

　　「好啊。媽媽在哪兒？」

　　「睡著呢。她折騰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薩麗婭從抽屜裡撈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問，大夫。」

　　我踮著腳尖上了通往臥室的樓梯。房間黑暗。窗簾拉著，接縫處透進一片窄窄的陽光，橫打在媽媽的床上。空氣中充滿了疾病。它不僅僅是一種氣味，而更像一種有形的存在。每個醫生都感覺得出來。疾病像蒸汽一樣彌漫於房間。我在入口處站立片刻，讓眼睛適應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變幻，打破了黑暗，這一片光來自床邊的梳粧檯，我想那是薩麗婭睡的一邊，原先我睡的那一邊。有幾個數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個。稻田，木屋，灰瓦鋪就的房頂，漸變為擁擠的巴紮，鐵鉤子吊著剝了皮的羊，再變為一個皮膚黝黑的漢子，蹲在渾濁的河邊，用手指頭刷著牙。

　　我拉過一把椅子，坐到媽媽床邊。我的眼睛適應過來了，我看著她，感到心裡有什麼東西碎了。我嚇了一跳，媽媽縮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經如此之小。印花睡衣鬆鬆垮垮地兜著她的小肩膀，蓋著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歡她睡覺的樣子，嘴巴張開，耷拉著，好像在做一個苦夢。我也不喜歡看到她睡覺時，假牙在嘴裡滑得歪七豎八。她眼皮微微顫動了幾下。我坐了一會兒。我問自己，你本來指望什麼？我聽到鐘在牆上滴滴答答，樓下薩麗婭的鏟子在煎鍋裡乒乒乓乓。我打量著媽媽房間裡平庸生活的細節。固定在牆上的平板電視；屋角的電腦；床頭櫃上沒做完的數獨遊戲，那一頁上放著一副老花鏡；電視遙控器；裝人工淚液的小藥水瓶；一管類固醇藥膏；一管假牙膠；一小瓶藥片；地板上還有一雙牡蠣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絕對不會穿這種東西。拖鞋旁邊有個敞開的袋子，裡面裝著紙尿褲。我無法把這些東西和我母親聯繫在一起。我抗拒它們。在我看來，它們屬於一個陌生人。某個四體不勤、與世無爭的人。某個絕對不會讓你動怒的人。

　　在床對面，數字相框裡的照片又一次發生了變化。我連著看了幾張，然後想起來了。我認得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當年……幹什麼來著？對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時候，我總是一式兩份，寄一套給薩麗婭。她都留著呢。這麼多年啊。薩麗婭。一股甜甜的情感湧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親妹妹，我活生生的「馬納爾」，一直都是。

　　她在樓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間的當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個東西。某個裝在鏡框裡的東西，釘在鐘下面的牆上。黑暗裡，我看不出那是什麼。我開了手機，借著微光一瞧。原來是美聯社的一篇報道，寫的是我在喀布爾效力的那家非營利組織。我記得這篇採訪。記者是個討人喜歡的韓裔美國人，有點兒結巴。我們合吃了一盤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飯，裡面是糙米、葡萄乾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張合影。我，幾個孩子，納比在後排，直挺挺地站著，手背在身後，兼具多種表情：愁苦，害羞，以及莊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經常刻意擺出的姿態。阿姆拉也在，還有她的養女羅詩。所有孩子都面帶笑容。

　　「馬科斯。」

　　我關上手機，下了樓。

　　薩麗婭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還有一盤熱氣騰騰的蛋，底下鋪了一層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經加過糖了。」

　　「你還記得。」

　　她坐下了，連圍裙也懶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著我吃東西，不時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臉。

　　我一直試圖說服她，同意讓我在她臉上做做手術，每一次嘗試我都記得。我告訴她，自從六十年代以來，外科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無法修復，最起碼也能顯著改善她面部的殘損。薩麗婭拒絕了，實在讓我大惑不解。我就是這個樣子。她對我說。一個平淡無趣、不能令人滿意的回答，我當時想，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不理解。我無情地想到了監獄裡的囚犯，他們被判了終身監禁，不敢出獄，害怕獲得假釋，害怕改變，害怕面對沒有鐵絲網和崗樓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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