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納(63)_約翰·威廉斯

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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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夏天斯通納沒有再上課，平生第一次得了場病。是嚴重而且來歷不明的高燒，只持續了一星期。但這場病把他的氣力淘空了。他變得異常憔悴，痛苦的是還患上了由此導致的部分聽力喪失。整個夏天，他都非常虛弱和無精打采，走幾步就好像把精力全部耗光了。他差不多整天都在家裡屋子後面那個封閉的小走廊裡度過，躺在白天用的那張床上，或者坐在從地下室取上來的那把搖椅裡。他盯著窗外或者用木條做的天花板，不時讓自己振作起來去廚房吃口東西。

　　他幾乎沒有精力跟伊迪絲甚至格蕾斯說話——雖然伊迪絲偶爾走進後屋，心煩意亂地跟他說上幾句話，然後又跟他撞進來時一樣驟然把他一個人撇在那裡。

　　仲夏的某一天，她有一回說起凱瑟琳。

　　「我一兩天前才聽到，」她說，「這麼說你的小搭檔走了，是嗎？」

　　他使了一把勁兒，把注意力從窗戶那兒引開，轉過來看著伊迪絲。「是的。」他淡淡地說。

　　「她叫什麼名字來著？」伊迪絲問。「我總是記不住她的名字。」

　　「凱瑟琳，」他說，「凱瑟琳·德裡斯科爾。」

　　「噢，是叫這名兒，」伊迪絲說，「凱瑟琳·德裡斯科爾。瞧，你看清楚了嗎？我告訴過你了可不是？我告訴過你，這種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他心不在焉地點點頭，外面，緊挨著後院籬笆的那棵老榆樹裡，一隻黑白相間的大鳥——喜鵲——開始唧唧喳喳地叫起來。他聽著喜鵲呼喚的聲音，帶著出神的著迷勁兒看著它使勁送出壓抑孤獨的叫聲時張開的尖嘴。

　　那年夏天，斯通納驟然老了，所以秋季他回去上課時，有個別學生都沒有認出他來，開始還有些意外。他的臉已經瘦削憔悴，瘦骨嶙峋，出現了深深的皺紋。發叢間已經橫穿過片片灰色，背駝得更嚴重了，好像背著一件看不見的重東西。他的聲音慢慢有些沙啞和不連貫，已經出現了低著頭看人的傾向，所以在他糾結的眉毛下面，那雙清澈的灰眼睛顯得很鋒利，好像總在哀訴著什麼。除了學生，他很少跟人說話，現在他回答問題和待人接物總是缺乏耐心，有時還很粗魯。

　　他工作起來有一股狗一般的倔強勁兒和毅力，惹得老同事們都覺得好笑，同時又讓更年輕的老師非常惱火，這些人像他一樣，只教新生的寫作。他花好幾個小時批改新生的作文，每天都找學生談話，忠誠地參加系裡的所有會議。在這樣的會上，他不怎麼發言，但發言時又毫無策略或者外交技巧，所以在同事中逐漸落了個粗硬無禮和脾氣壞的名聲。但是，對年輕的學生，他卻溫柔和耐心又加，但他要求學生們做的作業量遠比他們希望交的要大，而且表現出一種並不針對個人的強硬姿態，這讓許多學生很難理解。

　　同事中形成一個共識——特別是那些更年輕的同事——他是一個「敬業奉獻」的老師，這個詞從他們嘴裡說出來，妒忌與蔑視兼而有之。這個人的奉獻精神讓他看不到教室以及往大裡說大學高樓外面發生的任何事物。校園裡還流傳一些溫和的玩笑：在一次系裡召開的會上，斯通納唐突地談到最近語法教學方面的若干實驗，會後，一個年輕助教評論道：「對斯通納來說，連系^①是嚴格限定在動詞範圍的。」而且對笑聲的性質和一些老同事別有意味的互相交換眼神很吃驚。還有一個人說過：「老斯通納認為WPA就是代表錯誤的代詞先行詞。」^②而且得知他的這句俏皮話風行過一陣子時還很得意。

　　﹛①Copulation，原文有交配、交媾的意思。﹜
　　﹛②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縮寫為WPA，存在於1935—1943年間，美國大蕭條時期羅斯福實施新政時建立的一個政府機構，以解決當時大規模的失業問題。而「錯誤的代詞先行詞」（Wrong Pronoun Antecedent）的縮寫也是WPA。﹜

　　但是，威廉·斯通納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沒有幾個年輕同事能夠理解。在他內心深處，在他的記憶深處，是對困苦、饑餓、忍耐和痛苦的知悉。雖然他很少想起早年在布恩維爾農場的經歷，但是他的意識邊緣卻經常會想到自己的血緣傳承。這是祖輩給予的傳承，而他們過著卑賤、辛苦、堅忍的生活，他們共同的道德信仰就是把自己的臉交給一個嚴苛不公的世界，而那一張張臉毫無表情，鐵硬又荒涼。

　　雖然他回顧那些時帶著明顯的無動於衷，但對自己生活的時代仍然有所洞察和感知。那十年裡，當很多人的臉上都可以看到帶著永恆的冷漠和荒涼，好像在凝視一道深淵，對斯通納來說，那副表情就像他行走其中的空氣一樣熟悉，他仿佛看見了從孩提時就熟悉的那種無所不在的絕望的信號。他看到，好人都落入緩慢、絕望的衰落中，當他們對體面生活的憧憬崩潰時，人也隨之崩潰。他看著他們漫無目標地在大街上行走，眼睛像破碎的玻璃片般空洞；他看到他們走向後門，帶著走向刑場的人才有的那種苦澀的自豪，討要能讓他們繼續乞討所需要的麵包。他見識過好多人，他們曾經昂首闊步，很有身份感，因為自己作為在某種意義上不會倒閉的某個機構的終身雇員享有的那點可憐的安全，他們懷著嫉妒和痛恨兼有的感情看著他。對於這些覺悟，他從不聲張，可是對這種在很多方面打動他、改變了他、深藏在大眾視野之外的共同痛苦的洞悉，以及對這種共同困境毫不聲張的傷心，永遠不會離他生活的任何時刻太遠。

　　他還想到歐洲的紛擾，猶如一場遙遠的噩夢。1936年七月，當佛朗哥反抗西班牙政府而叛亂，希特勒又煽風點火把這場叛亂引向一場大戰時，斯通納像其他許多人一樣，對這種噩夢般的景象感到噁心，從夢中逃進這個世界。那年秋季學期開始時，那些年輕些的助教已經不怎麼談別的事兒了，有些人高調宣示了想參加志願軍的意願，要為保皇派而戰鬥，或者去駕駛救護車。第一學期快結束時，他們中有幾個人其實已經採取行動，提交了草率的辭職報告。斯通納想起了戴夫·馬斯特思，昔日的失落煥發出新的烈度再次襲來。他又想起阿切爾·斯隆，回憶起將近二十年前，那種漸漸強大到蓋過那張喜歡冷嘲熱諷的臉的慢性痛苦，以及驅散了那種嚴峻本身的慢慢腐蝕的絕望——他想，他現在明白了，說來微不足道，斯隆憂慮的某種徒勞感。他已經預見到向前延伸的好多年，知道最壞的東西就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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