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走了嗎(63)_李翊雲

六三

　　我留在上海，目睹了「一·二八」事變和歷時六周的會戰，震驚於其間的轟炸和屠殺。西方大國未能阻止日本的入侵，國聯商談達成的停火協議形同虛設，日常生活因戰爭而受創，一片焦土——上述種種促使我決定去倫敦。我想，如果我不得不目睹一場戰爭，我希望是和我本民族的人一起。

　　一位更敬業的編年史家會記錄下那幾周內發生的事。一個內心對苦難更敏感的人會覺得那些死者和傷者的畫面銘刻在他的記憶裡。我沒有。我就算寫，寫的也全是關於我自己的事。

　　我畫了不少漫畫，但所有原稿盡毀於戰爭中。我會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去圖書館查閱存檔的《大美晚報》，大概在上海或香港的圖書館。通過那些漫畫，我試圖把發生在遠東的恐怖事件轉化成短小的趣聞。

　　我在上海的經歷給我的唯一收穫是讓我對歐洲尚未出現的局面提前有了防備：走在街上，看到數十具屍體，不去尋找自己與他們有任何共同之處。我從不懷疑那時的我，愛我的人類同胞。現在仍愛。但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更愛我自己。我的魔術戲法即在於此。從我的帽子裡變出一隻接一隻接一隻的兔子。一個自給自足的自我：始終會有源源不斷的兔子。還有玫瑰和絲綢手絹。——羅蘭·布萊，199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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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接一隻接一隻的兔子。我慶倖自己決定跳過這本書的些許內容。我決不可能在每一頁上做評注。那樣好比一個人總在他的信裡寫太多話，而對方無言以對。

　　今早我尋思，有沒有另一個閱讀羅蘭日記的人會像我一樣對他有耐心。可誰會讀他的東西呢？不會是隨便一個陌生人。無論誰，只要讀他寫的東西，等於已經對他有所包容。

　　假如羅蘭比赫蒂先過世，她也許會遵照他的遺願，將這三卷日記按他計劃的付梓出版，而不刪節。她會閱讀這些日記嗎？不大可能。她會起碼做點令世人吃驚的事嗎？像是翻閱他的通訊錄，寄一冊日記給裡面的每個女人？或把付印的日記全部燒毀？

　　思考羅蘭在陌生人眼中會是什麼形象毫無意義。正如我不幻想不認識露西的人會從她的照片裡看出什麼。他們會認為她是個天真的小孩，後來長成嫵媚的女人。她素來善於假裝，使她的目光顯得含情脈脈又惹人憐愛。我不知道她從哪裡學來那一招。她是不是認為她可以愚弄她周圍的所有人，或她的騙術只用在陌生人身上，如同她愛的也僅是他們一樣？

　　她騙不了我。別誤會，我深愛她。現在仍愛。但她眼中藏有的是別的東西——一種野性。我看出來了，但我不明白這種狂野從何而來。正因為如此，我不得不承受那「露西」風暴的衝擊。

　　我不知道，假如那風暴肆虐得更久，情況會怎樣。我想我會變成全家人的風暴避難所。或我自己會變成風暴！颶風。龍捲風。颱風。

　　我想告訴你們，不管誰，有時會遭受的最致命的自然災害是家人。當那災害襲來時，可以去哪裡找庇護所？

　　那些不十分瞭解露西的人無不喜歡她。覺得她聰穎漂亮。縱然她的美貌不及在她那個年紀時的我，她也肯定比我更機靈。

　　羅蘭曾說，快樂的人應該只准活到一定年紀。我不同意。快樂的人應該想活多久活多久。倒是不快樂的人，在快年過半百前應當三思。我必須承認露西做到了那一點。年輕人的不快樂猶如煙火。只要保持安全距離，甚至可以當做壯觀的景象來欣賞。

　　中年或老年時的不快樂，情況糟得多。像發了霉，還傳染給別人。有時不只是濕漉漉的感覺令人喪氣。難過的是丟臉。比如前幾天晚上多蘿西不得不忍受的事，她尿了床，羞于叫護理人員。一個被自己的小便搞得睡不著的公主。但人老了，發生那種事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在於，第二天一早，她不但向護理人員和護士道歉，還向每個在她看來可能會替她覺得難堪的人致以歉意。由此可見，那是一個一輩子活在道歉中的女人。

　　一般而言，活到我這個年紀並無樂趣，但我認為我比大多數人做得好。以下是幾條對付不快樂的忠告。我希望你們向我學習。

　　首先，別鬱鬱寡歡。不快樂的開端好似灑出來的水或一處可修補的滲漏。可假如不馬上把那水擦掉或把問題解決，結果是什麼？受潮壞損，霉菌潛入，地板彎折、發出嘎吱聲，影響一直深入地基。

　　假如你們想要我繼續往下講，我有這方面的知識。我嫁了一個熟諳房子的男人米爾特。退休後，他喜歡翻閱他以前保留下來的房屋檢查文件。他給我看他的筆記，全都打印了出來。他談起那些房子，猶如一個父親談起他的孩子上大學、找到工作或建立自己的家庭。噢，米爾特熱愛房子。彼得·威爾遜大概也會覺得米爾特囉嗦。但彼得·威爾遜不懂，當人老了時，任何可以置於生死之間的東西都不是白費唇舌。我敢說，他也對他的妻子重複講過的話：也許他並不喜歡那肥皂的味道，可她連續五十年一直買同一個品牌，或他討厭奶油拌玉米，因為玉米渣會卡在他的假牙裡。我憑感覺認為他不是一個隨和的人。至於安妮·威爾遜，她想必是和赫蒂·布萊同一類型的妻子。否則赫蒂怎麼會在她的所有侄女外甥女中獨獨青睞她？

　　諾爾曼不一樣。米爾特悉心記得那每一棟房子，但諾爾曼當了四十七年駕駛教練，對教過的學生，他一個也沒談起過。在他眼裡，他們沒有區別，好比每年收成的南瓜、蕪菁、白菜，有些長得漂亮，有些是歪瓜裂棗，有些一開始就爛了。他不能忘懷的是瓦列霍輸給費爾菲爾德、未能成為郡首府的那場官司。發生於1873年！誰在乎啊——大家會說。但諾爾曼覺得是頭等大事，所以我任他談論。在諾爾曼臨終前，他幾度對我說，莉利亞，你是個耐心的女人。我不是，我知道，但在他說這話時我沒有反駁。我只是做了一件善事。

　　女人必須允許男人為某些無用或遙不可及的事而活著：米爾特對那些房子的回憶，諾爾曼對郡史的癡迷，吉爾伯特對世界和平的夢想。從那個角度講，對他們三人來說，我都是一位賢妻。

　　一點想法而已：赫蒂可能並不像羅蘭和西德爾認為的那樣愚鈍。她讓羅蘭以為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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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夏，我離開上海前往倫敦。在西德爾的幫助下，加上我在紐約和遠東的工作經驗，我在一家廣告公司謀得一件差事。接下來的幾年中，我的人生軌道始終未遠離西德爾。通過她，我結識朋友、情人和泛泛之交。我和奧格登一家共度了幾個節日。我開始花更多時間和哈裡·奧格登相處。他深信可以用經濟手段阻止戰爭。我深信他錯了。

　　歷史證明我的悲觀是對的。戰爭非打不可。必須分出輸贏。但事後來看，戰爭不如花園宴會、不如快速掃視音樂廳時瞥見一張不熟悉的面孔、不如一次長時間的出租車之行有意思。我本著這條指導原則，從我的日記中選取了以下內容。在這些篇章中，歷史，那個不肯離開任何人人生舞臺中央的自我主義者，被趕到提詞員的角落。

　　如此一來，一個男人可以宣稱他最終戰勝了歷史，不是靠比歷史活得長，而是靠修改。——羅蘭·布萊，199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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