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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衛的這個措辭是在影射自己嗎?儘管他的回憶錄沒有透露太多,我們依然能看出,人類世界對大衛並不友好。據歷史學家愛德華·麥克納爾·伯恩斯描述,大衛的父母把大衛送進寄宿學校,「女孩們不怎麼喜歡(他)。據說其他男同學有時會在夜裡坐進籃子,被拉上(女生宿舍),這種籃子原本是向高樓層輸送燃料的工具」。而大衛呢,一次也沒體驗過搭乘籃子的美妙之處。

  等他再大一些之後,外面的世界變得更糟了。他在回憶錄裡提了幾筆:一次在冰池滑冰時,他和一個比他個頭小得多的男孩打了起來;他想唱歌,卻被音樂老師勸退;十六歲那年,他加入棒球隊,卻在某次俯衝接高飛球之後受傷並退出,他「摔斷了鼻子,而且因為當時沒有固定好,所以從那以後鼻子一直有點歪」。他的第一份教學工作也並不如意,學生是附近鎮上一群不聽話的男孩。大衛試圖讓課堂看上去像點樣子,於是用一根木質教鞭控制課堂秩序。他會揮舞教鞭,讓學生集中精神,有時也會用它來懲罰表現最差的學生。直到有一天,學生們開始反抗,他們朝大衛最信賴的教鞭撒氣,一把火燒掉了它。

  大衛在回憶錄中說,他將注意力轉向獨自一人的消遣——閱讀冒險小說和詩歌,讓自己專注於「攥緊雙手闖關」的任務。但即便是在獨處時,外界的混亂依然會向他發起衝擊。十一歲的某一天,大衛正興高采烈地「沉浸在最喜歡的燒樹樁任務中」,這時他的姐姐露西婭突然出現在自家農舍的門口。據大衛回憶:「她朝我大聲喊道,如果你想見你哥最後一面,你就必須立刻趕回屋裡。」

  大衛感到困惑:魯弗斯現在不該在家的。魯弗斯是堅定的廢奴主義者,剛剛加入北方軍隊。不過,還沒踏足戰場,讓這份信念接受戰火的洗禮,他就在訓練營患上了一種怪病。這種病很快蔓延到他的全身,引起了高燒,還讓他的皮膚長滿了玫瑰色的疹子。這在那時是病因不明也無藥可醫的絕症,只是簡單地被稱為「軍營熱」(幾十年後,人們才把它命名為斑疹傷寒)。

  大衛走到哥哥的床邊,魯弗斯的眼神曾像指南針一樣犀利,現在卻變得渙散,無法聚焦。大衛在床邊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祈禱命運為哥哥的身體再注入一些力量。

  第二天早上,魯弗斯再沒醒來。

  「我還記得,他的英年早逝讓我陷入長久的孤獨和沮喪,」大衛寫道,「多少個夜晚,我夢見哥哥沒死,毫髮無傷地回到我身邊。」

  ***

  魯弗斯死後,大衛的日誌突然迸發色彩。他小心翼翼地繪製野花、蕨類、常春藤和荊棘,以及任何自然的片段。這些畫作就像是他從世界中扯下的碎片,沒有藝術性可言,到處都是鉛筆印、墨點、橡皮擦痕,以及上色時用力過猛留下的劃痕。我們可以從這份用力過猛中看出他的著迷、他的絕望,他用盡全身力氣去把握未知事物的樣子。他在每幅畫作下面都標出該種植物的學名,在這種時候,他的筆鋒突變,字母流暢翻轉,似乎多了一份胸有成竹的意味:Campanula rotundifolia(圓葉風鈴草)、Kalmia latifolia(山月桂)、Astragalus canadensis(加拿大黃芪)。大衛描述了說出這些學名時激動的心情,一種盡在掌控的勝利感覺。「它們的拉丁語名,」他寫道,「就是舌尖上的蜜糖。」

  心理學家研究過這種現象——收藏這一行為在人痛苦時能夠帶來的甜蜜慰藉。心理學家維爾納·明斯特伯格在數十年中採訪了多位有收藏癖的人,並在《收藏:難以控制的激情》(Collecting: An Unruly Passion)一書中寫道,在一個人經歷某種「分離、失去或傷痛」後,其收藏欲通常會變得格外狂熱。每獲得一件新的藏品,收藏者就陷入一種「無所不能」的幻覺之中。格拉納達大學的弗朗西斯卡·洛佩斯-托雷西利亞斯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收藏者,她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人們在沮喪或焦慮時,會通過收藏行為來緩解傷痛。「當人們心中感到無助時,」她寫道,「強迫性的收藏行為能讓他們感覺好一點。」而唯一的危險,明斯特伯格警示道,就是似乎存在一條界線,任何強迫症都是如此。一旦越過該界線,收藏就會從「令人喜悅」轉變為「讓人傾家蕩產」。

  ***

  大衛又長大了一些,肩膀變得寬厚,雙唇變得豐滿,對新物種的熱情卻只增不減,但似乎沒有人在意他的喜好。不管他多麼努力地研究,不管他熟知多少新物種的名稱,不管他發表多少篇分類學論文,「學校裡都沒人關注我的這一興趣」。他就讀于康奈爾大學,僅用三年時間就先後取得理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卻在找工作時遇到了麻煩。大學都想招攬左右逢源的教員,那種具備縱橫課堂的魅力和氣勢的人。大衛熱衷的那套安安靜靜探索自然的活動,他那種手肘沾滿塵土,膝蓋佈滿擦傷的認真鑽研態度,被貶作兒戲。

  對大衛來說,他的一輩子可能就是這樣了。他不顧一切地收集花朵,而整個世界並不認可這一使命的價值。年復一年,他將自己埋入根深葉茂的孤獨中。

  假如他沒踏上佩尼克斯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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