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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每次看到溫斯頓時,他就半熱心地把一些破銅爛鐵指給他看,像瓷器瓶子的塞子、破鼻煙盒子的漆蓋、裡面裝著逝世多年的孩子頭發的金色銅制飾盒或諸如此類東西。但他絕不是為了做生意,好像看到溫斯頓也能欣賞到舊東西的價值自己也開心了。聽這老先生談話,感覺就像聽古董八音盒子奏出的聲音一樣。令溫斯頓高興的是,他終於一點一滴地從查林頓先生模糊的記憶中學會了不少歌謠的片段。有一首是講二十四隻烏鴉的故事,另外一首講的是一條母牛的角怎麼弄彎了,還有一首是記述大公雞羅賓之死。「我想你對這個有興趣吧?」每次念出一個片段,老先生就不大有信心地笑了笑說。可惜的是,每首歌他能記得的也是一些零星的句子。

  溫斯頓和朱麗亞兩人都清楚,這種日子不會維持多久。事實上他們心中一直有這個陰影。有時死亡的影子好像近在床前,隨時要抓人的樣子。每遇這種低潮,他們就擁得更緊,好像是判了死罪的犯人,在行刑前的五分鐘拼命地把愛吃的東西塞到嘴巴去一樣。但有時他們也有幻覺,不但覺得安全,而且相信目前的幸福永遠也不會改變。他們覺得,只要走進這房間,別人就傷害不到他們了。走到這兒來既困難又危險,但一進了房間就仿如進了聖殿。

  這感覺就像溫斯頓對著玻璃鎮紙凝視時一樣,他想自己可以走進這個玻璃世界,而一到了裡面,時光就停頓了。他們不斷地做著白日夢。說不定他們的運氣綿延不絕呢?就這樣可以偷偷摸摸地過一輩子。或者凱瑟琳突然死去,而他和朱麗亞用一些手段,最後順利結婚。再不然就一同自殺吧。還有,他們雙雙失蹤,改頭換面之後再學無產者口音,然後到工廠去找工作,在冷僻的地區住下,不讓別人認出身份,度過餘生。這真是白日夢,他們太清楚了。在現實的環境中,他們是逃不了的。最實際的一個計劃就是自殺,但他們不願這樣死去。有一天就活一天,有一星期就活一星期吧,湊合地過著毫無前途的日子。這是天性,自然得像肺的功能一樣,只要還有一口空氣,就吸一口空氣。

  有時他們的話題會岔到別的地方去,談到怎樣去參加反黨的組織,但苦於不知從何入手。兄弟會即使存在,但請纓無路。溫斯頓告訴朱麗亞他對奧布賴恩這個人所產生的親切感。他說他當時幾乎壓不住心頭的衝動,要走上前去對奧布賴恩招供:「我是黨的敵人,請你幫助我!」令他覺得意外的是,她並不覺得這種想法魯莽。她慣於鑒貌辨色,因此覺得溫斯頓只憑奧布賴恩眉目的表情而判斷他可以信賴,實在沒有什麼奇怪的。

  再說,朱麗亞深信幾乎每個人私下都憎恨黨,一有機會就破戒犯規,但她不相信大規模的叛亂組織可以存在。她說有關戈斯坦的事情和他的地下組織,全是黨為了配合實際需要編造出來的。當然,你得合作,裝出深信不疑的樣子。她自己就不知有多少次,在黨的大會和群眾示威遊行中,聲嘶力竭地叫著要殺死一些她從未聽過其名字的人。而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更是天曉得。遇到公審時,少青隊人馬總會日夜不停地包圍著法院。她當然循例參加,喊著「把賣國賊碎屍萬段」的口號。

  在「兩分鐘仇恨」節目裡,她罵戈斯坦的話都比別人到家。可是戈斯坦究竟是誰,她一直搞不清楚,更不用說他代表什麼理論了。她是革命中長大的一代,對五十和六十年代意識形態的鬥爭非常模糊。要參加一個與黨作對的政治運動,在她說來簡直不可思議。黨是戰無不勝的。它永遠存在,而且永遠這個樣子。你要反抗可以,但只能採取陽奉陰違的方式,極其量也不過是搞些獨立的暴力事件,如暗殺哪個頭子或炸毀某些建築物。

  對某些事情,朱麗亞的觀察力遠比溫斯頓的敏銳,也更不容易受黨的宣傳所左右。有一次他不知因為談到了哪些問題而附帶言及與歐亞國的戰爭,她竟然對他說,以她的看法根本沒有什麼戰爭,每天落在倫敦的火箭彈可能就是大洋邦政府自己發射的。為什麼?讓大家害怕呀!像這種看法他想也沒有想過。更令他聽來覺得羡慕的是,在「兩分鐘仇恨」節目裡,她最大的困難就是忍著不笑出聲來!但除非黨的教訓影響到她的生活,否則她是懶得去問根由的。她隨時準備接受黨頒佈的神話,因為反正在她看來黨所說的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沒有什麼分別。譬如說,她相信党發明了飛機,因為這從學校學來。(溫斯頓記得五十年代念書時,党只說發明了直升機。

  十多年後朱麗亞上學,党已進一步發明了飛機。這樣推算下去,下一代的孩子就會聽說党發明蒸汽機的故事了。)溫斯頓忍不住告訴她,在她誕生前飛機早就有了,早在革命前就存在了。她一點也沒有表示詫異。反正,誰發明飛機還不是一樣?令溫斯頓最為震驚的,還是從談話中得知她完全忘記四年前大洋邦交戰的國家是東亞國,不是歐亞國。雖說她認為這些戰爭都是騙人的玩意兒,但總不能沒注意到敵人名稱的改變呵。「我一直以為我們打的是歐亞國。」她淡淡地說。他實在覺得害怕。

  飛機在她誕生前出現,印象模糊也難怪她。但大洋邦交戰的對象,才在四年前變換的呵,那時她已二十多歲了。他跟她爭論了十多分鐘,最後總算喚起她模糊的記憶,想到有一個時期大洋邦的敵人果然是東亞國,而不是歐亞國。可是她始終認為這問題無關痛癢。「管他呢,」她不耐煩地說,「今天不是他媽的打這個就是打那個,而所有消息都是假話。」

  有時他跟她講他在記錄科的工作,特別是他自己所做的不要臉的訂正工作。這些事似乎也沒有令她吃驚,顯然沒有嚇到她。她並沒有覺得謊言變為真理有什麼可怕。接著他告訴她有關瓊斯、阿諾遜和盧瑟福的事,也跟她說了自己怎樣一度握有可以證明黨改變歷史的證據。她聽說後也沒有表示怎麼驚奇。起先,她完全不明白這件事的要點。

  「他們是你的朋友?」她問。

  「不是,我從來不認識他們。他們是內党黨員,比我年紀大多了。他們屬於革命前那一代。我好不容易才認出他們來。」

  「那有什麼好擔心的?殺人和被殺是天天有的事,對不對?」

  他想盡辦法要她明白此事的意義。「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並不是有人被殺那麼簡單。你曉不曉得從昨天倒數的歷史都被毀滅?如果過去還存在的話,那只在少數幾樣無言的物體中看到,如我們眼前那塊水晶玻璃。我們常常提到革命,但對革命的實況一無所知,更不用說革命前的歲月了。每一份相關記錄,要不是焚毀就是篡改。每本書都經改寫,每張圖畫都經重繪,雕像、街道和建築物都換了名字,每個日期都隨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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