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9)_羅曼·羅蘭

九

　　他自己也說：「我是為人類釀造美酒的酒神。是我給予人類狂熱的思想。」

　　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瓦格納所說的那樣，想在這部交響樂的終曲裡描寫一個酒神的盛會。^[60]但我突出地看到，在這豪放的鄉村節日狂歡曲中，有弗朗德勒人的遺傳基因，同樣，我找到了與這個崇尚紀律和服從的國家顯得很不協調的、他那肆無忌憚的舉止談吐的淵源。無論哪部作品裡，都沒有《第七交響樂》中表現得如此坦率和狂放的力量。這是超人精力的瘋狂發洩，無任何目的，只是為了歡樂，宛如氾濫的河水淹沒一切的歡樂。在《第八交響樂》中，力量沒有那麼宏大，但更加奇特，更具有作者本人的特色，混合著悲劇和鬧劇、力士般的剛毅和孩子般的任性。^[61]

　　一八一四年，貝多芬的聲譽達到巔峰。在維也納會議上，他被視為歐洲的光榮，他活躍於各種喜慶活動中。王公貴族對他尊敬有加，正如他向辛德勒吹噓的那樣，他驕傲地聽任他們奉承。

　　他為獨立戰爭所鼓舞，一八一三年，寫了《惠靈頓大捷交響樂》，一八一四年初又寫了一首戰鬥大合唱：《德國的復興》。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各國君主面前，指揮演唱了愛國歌曲《光榮的時刻》，並為一八一五年攻陷巴黎譜寫了一首大合唱：《大功告成！》。這些應時的作品使他聲名大噪，超過了他創作的其他音樂。布拉西烏斯·赫菲爾根據法國人勒特奧訥的一幅素描製作的雕刻，以及一八一二年法朗茲·克萊因模塑的臉型，生動逼真地塑造了維也納會議時期貝多芬的形象。雄獅般的面容，牙關緊咬，佈滿憤怒而痛苦的皺紋，而凌駕於這一切之上的，是意志，拿破崙般的意志。人們一看便能認出貝多芬其人。他在耶拿^[62]之役後對拿破崙有過如下言論：「真可惜，我對打仗不如對音樂內行！否則我一定能打敗他！」

　　但他的王國不在這個世界。恰如他給弗朗索瓦·德·布倫瑞克的信中所說：「我的帝國在空中。」^[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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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榮的時刻過後，接踵而來的是艱難困苦的時期。

　　維也納對貝多芬從來沒有好感。這個城市浮華造作，為瓦格納所不齒，^[64]在這樣的地方，一個恃才傲物、狂放不羈的天才人物是不會心情舒暢的。貝多芬一有機會便想遠離維也納。一八〇八年前後，他曾經認真考慮過離開奧地利，去威斯特發利王吉羅姆·波拿巴（拿破崙之弟）的宮廷。^[65]但維也納畢竟有豐富的音樂源泉，說句公道話，那裡總有一批高貴的音樂愛好者，他們深感貝多芬是個偉大的音樂家，不願他們的祖國蒙上失去貝多芬的恥辱。

　　一八〇九年，維也納三位最有錢的皇親國戚，即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王子、洛布科維茨親王和金斯基親王答應每年給他四千弗羅林生活費，惟一的條件是要他留在奧地利。他們說：「顯然，一個人只有在物質生活上沒有困難時，才能全心全意地獻身藝術，才能創作出為藝術增光的美妙作品。我們決定向路德維希·範·貝多芬提供生活的保證，以消除妨害他的天才得以發揮的一切障礙。」

　　不料諾言沒有兌現。生活費未能如數提供，不久便乾脆停發了。其次，一八一四年會議之後，維也納的風氣大變，社會重政治而輕藝術，音樂的品位被意大利化給破壞了，時人崇尚的是羅西尼^[66]，貝多芬被目為迂腐。

　　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散的散，死的死。金斯基親王死于一八一二年，利希諾夫斯基死於一八一四年，洛布科維茨死於一八一六年。貝多芬為其譜寫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59號）的拉蘇莫夫斯基，於一八一五年二月舉辦了最後一場音樂會。一八一五年，貝多芬與他的兒時好友，埃萊奧諾爾的兄長斯蒂凡·封·勃羅寧失和，從此更加孤獨了。^[67]他在一八一六年的手記裡寫道：「我一個朋友也沒有了，在這個世界上，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

　　此時他已完全失聰。^[68]從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其他人的溝通只能靠筆談。最早的談話記錄是一八一六年。^[69]關於一八二二年《費德麗奧》的演出，辛德勒有一段痛苦的描述：

　　貝多芬要求指揮彩排……從第一幕的二部唱起，他顯然已聽不見舞臺上的演唱。他將樂曲速度大大減慢。樂隊跟隨著他的指揮，而歌唱演員逕自向前趕。然後是一陣大亂。常任樂隊指揮烏姆勞夫建議休息一會兒，並沒有說明什麼理由，只是和歌唱演員談了幾句又開始了。接著又是一場混亂，只好再次暫停。很明顯，不能讓貝多芬繼續指揮下去了，但怎樣才能讓他明白呢？誰也不忍心對他說：「你退下吧，可憐的人，你不能指揮了」。

　　貝多芬迷惑不安，看看左面，又看看右面，想從每個人的臉部表情找到問題的所在。但大家都鴉雀無聲。忽然，他用命令口吻喊我過去，我走到他身邊，他把記錄本給我，作勢讓我寫。我寫了下面這幾句：「我求您別繼續了，回家我再給您解釋。」他一躍跳下臺，沖我叫道：「咱們快回家！」他一口氣跑回寓所，一進去便倒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兩手捂著臉，就這樣一直呆到吃晚飯的時候。進餐時他一言不發，臉上一副沮喪和極度痛苦的表情。飯後，我欲告辭，但他挽留我，告訴我他不想孤零零一個人呆著。分手時，他求我陪他去看醫生。那醫生看耳科很有名……在我和貝多芬交往中，沒有一天能和十一月這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內心受到打擊，至死也抹不掉這可怕的一幕留給他的印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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