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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要有許多樹才能成為森林，而托爾斯泰只是孤身一人。他滿載榮譽卻勢單力薄。人們從世界各地寫信給他：回教各國、中國、日本，人們翻譯《復活》，他「還地於民」的思想在這些國家中廣泛流傳。美國報章訪問他，法國人就藝術或政教分離的問題諮詢他的意見[273]。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且並不刻意去追求。他的朋友想要組織托爾斯泰小組，他拒絕了。 　　不必你找我，我找你，而應該都走向上帝……你說：「只要萬眾一心，什麼都好辦……」——什麼？……一齊耕地，割草，這都好辦。可是要接近上帝，只能獨自前行……我想像世界好比一座巨大的廟堂，光明自上而下照射下來，正好在中央。想要聚在一起，大家就必須走向光明。在那兒，我們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我們將和其他人不期而遇：快樂就在於此。[274] 　　從穹頂投射下來的光線裡，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呢？……無所謂！只要和上帝在一起，一個人也夠了。 　　正如惟有燃燒著的物質才能將火傳給別的物質，惟有一個人真正的信念和真正的生活，才能感染其他人並將真理傳播開來。[275] 　　也許吧。不過，這種一個人的信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給托爾斯泰帶來幸福呢？——直到晚年，他與歌德所推崇的清靜平和相距何止萬里！他似乎對這種心境抱有反感，避之惟恐不及。 　　能夠做到不自滿應該感謝上帝。但願能永遠如此！生活與理想的不統一恰恰是生命的標誌，是從最渺小到最偉大、從至惡到至善這種上升運動的標誌。這種不統一是善的前提。當人平靜而自滿自足時，惡也就來了。[276] 　　於是他考慮這一小說題材，很奇怪，這正說明，列文或者皮埃爾·別祖霍夫難以釋懷的焦慮依然在他耳上作祟。 　　我常常設想，一個人在革命的圈子裡長大，最先是革命者，繼而成了民粹派、社會主義者、東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侶，然後又成了無神論者、好父親，最後是杜霍博爾人。他樣樣嘗試，樣樣放棄；大家都嘲笑他。他什麼也沒做，默默無聞地在一個收容所死去。臨死時，他想，這一輩子白過了。可是，他是個聖人。[277] 　　滿懷信念的他，難道還有懷疑麼？——誰知道？對一個直到老年還身心強健的人來說，生命是不會停止在思想的某一點上的，它必須前進。 　　運動就是生命。[278] 　　在最後幾年，他身上發生了許多變化。他對革命者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誰能說他的勿抗惡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在《復活》中，涅赫柳多夫與政治犯的交往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對俄國革命黨的想法。 　　直到那時，他一直討厭他們，他們殘忍、隱瞞罪惡、行兇殺人，而且自滿、虛榮得令人無法忍受。但當他就近仔細觀察，看見當局如何對待他們的時候，便明白了他們這樣做是不得已而為之。 　　他讚賞他們崇高的責任感，能無私奉獻。 　　但自一九〇〇年起，革命浪潮洶湧澎湃，從知識分子開始，波及全國人民，鼓動起數以千計的貧苦大眾。這支具有威脅性的大軍，其先頭部隊就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托爾斯泰窗下列隊走過。《法蘭西信使報》刊登了托爾斯泰晚年創作的三個短篇，從中可以隱約看到這種景象在他思想上引起的痛苦和惶惑。圖拉鄉下純樸虔誠的進香者列隊巡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饑餓的流浪人群。他們每天不斷湧來。托爾斯泰和他們談話，驚訝地發現他們心中充滿仇恨。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將富人看做「施捨財物以求靈魂得救的善人，而是喝勞動者鮮血的強盜和暴徒」。這些人中，許多是受過教育、破了產、瀕臨絕境的人，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 　　將來對現代文明做出昔日匈奴和汪達爾人[279]對古代文明所做的那種事的野蠻人，並非在荒漠和森林之中產生，而是在城郊陋屋和大路上出生和長大的。 　　亨利·喬治就是這樣說的，托爾斯泰更加以補充： 　　在俄羅斯，汪達爾人已經整裝待發。在我們篤信宗教的民眾中，這些人顯得格外可怕，因為我們不懂適可而止，而歐洲民眾中，行為法度和公眾輿論已發展得相當成熟。 　　托爾斯泰經常收到造反人士的信，抗議他的勿抗惡理論，他們說，對統治者和富人給民眾造成的傷害，只能這樣回答：「復仇！復仇！復仇！」——托爾斯泰還譴責他們嗎？我們不得而知。但幾天後，當他看見村裡的窮人因茶炊和羊只被搶而哭哭啼啼，當局卻無動於衷時，他也不禁發出抗議的吼聲，反對劊子手，反對「那些高官和他們的爪牙，這些人只忙於販酒謀利，或者教唆屠殺，或者判處他人流放、入獄、服苦役或上絞刑架。這些人深信從窮苦人那裡沒收來的茶炊、牛羊、布帛，更適宜用來蒸餾酒精毒害人民、製造殺傷武器、修建監獄、苦役場，尤其是用來犒賞他們的幫兇，給予封官加薪。」 　　 　　＜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的工作室（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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