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論叛亂與騷動

論叛亂與騷動

　　國民之保護者須知國內風雲變幻之跡象，而這種變幻通常在各種力量形成均勢時最為急劇。一如自然界之風暴在春分前後最猛烈，又如暴風雨之前穀間有陣風海裡有潛潮，國家的風雲氣候亦有種種徵兆：太陽時時告誡我們有秘密暴動的威脅，陰謀叛逆和隱藏的戰爭正在醞釀。[1]對政府的惡意中傷、對內閣的肆意誹謗，以及與之類似的不利於國家的謠言傳聞，全都屬於動亂的前兆，尤其在誹謗中傷頻繁並公開之際，當謠言傳聞不脛而走並被廣為相信之時。維吉爾在敘述「謠言女神」的家世時說她是提坦眾巨神的妹妹：大地之母在對諸神的憤怒中將她生下，她是科俄斯和恩刻拉多斯最小的妹妹。[2]

　　如此說來，謠言似乎是從前神祇叛亂的遺物，然而它的的確確又是未來叛亂之前奏。但不管怎麼說，維吉爾正確地指出了一點，即舉行叛亂和以謠言煽動叛亂的差別不過就像兄妹之間或男女之間的差別。尤其當謠言導致嚴重後果時，這種差別更加細微，如當政府最值得稱道並最該贏得民心之最佳舉措因謠言而被曲解被誹謗之時；因為它引導了極大的怨憤，而正如塔西佗所說：當對政府的厭惡之情彌散時，政府的行為無論好壞都會激怒民眾。

　　但別以為既然謠言是動亂的徵兆，那對其嚴加查禁便可防止動亂；其實到處去闢謠只會引起公眾久久不消的疑惑，而對其置之不理往往是制止謠言的最佳手段。除此之外，對塔西佗曾言及的那種「忠順」也須有所察覺，他說：「某些人食國家俸祿，但對上司的命令卻樂於非議而不樂於執行。」可對於命令和指示，無論是爭長論短、吹毛求疵還是藉故推諉，都是一種不服管轄和違令抗命的嘗試，若遇下述情況則更是如此，即在此類爭論中，贊成服從者說話戰戰兢兢，反對服從者說話則肆無忌憚。

　　另外，正如馬基雅弗利所指出的那樣，本應為萬民之父母的君主自成一黨或偏向一方的時候，也就是他們將像載重不平衡的船舶傾覆之時。此例最早見於法蘭西國王亨利三世時代，起初國王為根除新教而偏向天主教同盟，但不久之後該同盟就反過來要根除國王本人；因君王的權威若是僅僅被作為某個事業起裝飾作用的紐帶，那當有比君權更結實的紐帶出現時，君王差不多就該被逐出該事業了。

　　再者，明目張膽的黨同伐異和勾心頭角亦是政府失去威望的信號，因若用古典天文學理論[3]來作比喻，政府要員的行為就該像第十重天下天體之運動，即每一天體受第一運動支配的公轉應迅疾，而本身的自轉則應和緩；故若是大臣要員們自行其是時行動迅疾，或像塔西佗所言「其行動之自由與尊君之道不符」，那就說明這些「天體」已偏離常軌。君王的尊嚴乃上帝賦予，因此只有上帝可威脅要取消這種尊嚴，比如說「我要解開列王的腰帶」[4]。

　　如上所言，當政府的四大支柱（宗教、法律、議會和財政）中之任何一柱遭猛烈動搖或嚴重削弱之時，人們亦需祈禱風平浪靜。關於動亂之先兆就暫談於此（不過讀者從後文中還可對其有進一步的瞭解），現在且讓筆者依序來談談叛亂之要素、叛亂之動機，以及防止叛亂的方法。

　　叛亂之要素值得認真注意，因為（要是時間允許的話），防止叛亂的最穩妥措施就是消除這種要素。須知只要有備好的柴薪，就很難預測何時有火星會將其引燃。叛亂的要素有二：一是貧者甚眾，一是不滿甚廣。毋庸置疑，破產的業主越多，贊成叛亂的人也越多。盧坎對羅馬內戰前的狀況描寫得恰如其分：「於是有了吃人的高利貸和貪婪的重利，於是將有信譽危機和對眾人有利的戰爭。」[5]這種「對眾人有利的戰爭」便是國家將有叛亂和暴動的明確無誤的徵兆；而若是有產可破者之貧困與賤民的缺衣少食連在一起，那麼危險就已迫在眉睫並將致命，因為為填飽肚子而舉行的叛亂最難戡平。

　　至於不滿，政府內部的不滿情緒和人心中的抑鬱不平一樣，都容易積成一種異常的憤怒噴發而出。為人君者不可憑民怨是否合理來衡量其危險，因那樣就把民眾想得太理智了，其實他們連自己的好東西也經常摒棄。君王亦不可憑產生不滿的痛苦大小來估量危險，因為在最危險的不滿情緒中恐懼的成分往往大於痛苦，而「痛苦是有限的，但恐懼無限」[6]。再說迫於高壓，使人產生忍耐力的痛苦也會使人喪失勇氣，但對恐懼來說則不然。作為君王或政府，切不可因為屢見不鮮或由來已久的不滿並未導致險情而對其掉以輕心，因為雖說並非每一團烏雲都會化為暴雨，而且烏雲有時候也會被風吹散，但暴雨始終有降下的可能。有句西班牙諺語說得好：繩子終久會被輕輕的一拉扯斷。

　　叛亂的原因和動機通常有：宗教之改革、賦稅之增減、法律之更新、慣例之變易、特權之廢除、壓迫之普遍、小人之重用、異族之入侵、供應之不足、兵士之遣散、內訌之激化，以及任何會激怒國民並使其為一共同目標而抱成團的事件。

　　說到防止叛亂的方法，筆者將討論一些常規對策；至於具體措施，那得視具體事態對症下藥，故應留待臨時定奪而不作為通例。

　　第一種方法，或曰預防措施，就是盡可能消除上文談及的第一個致亂要素，即消除國內的貧困。欲達此目的可採取以下步驟：開放並平衡貿易，保護合法廠商，消除遊手好閒，禁止鋪張浪費，改良並耕耘土地，控制市場物價，以及減輕捐稅貢賦等等。一般說來，須注意別讓一國之人口超過該國可供養他們的財富（在該國人口未因戰爭銳減時尤須注意）。考慮人口不可僅憑數量，因為少數消費大於其積累者比多數積累大於其消費者能更快地使國家財富消耗殆盡。由此可見，若貴族和官吏的增長超過了與平民人口的合理比例，那國家很快就會陷入貧困。神職人員的過度增長也有害無益，因為他們並不為國家創造財富。培養的學者人數超過任用他們的職位亦屬此類情況。

　　同時也須牢記，鑒於任何國家的財富增長均須依賴別國（因本國的財富總是此得彼失），又鑒於一國可向外輸出的東西只有三種，即天然物產、工業產品和商務運輸，所以只有這三個輪子正常運轉，財富方會像春潮般滾滾而來。[7]而且往往會出現「勞作勝於物產」[8]的情況，即勞作和運輸比物產更值錢，更能為國家增加財富，如荷蘭人就是明顯的例證，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地上礦藏。[9]

　　最重要之步驟是採用良策以保證國家的財富不致被聚斂到少數人手中，不然就會出現國富民窮的局面。財富猶如肥料，不廣施于田就毫無效益。要使財富合理分配，就須嚴令禁止或至少著手整治高利盤剝、壟斷商品和毀田畜牧[10]等惟利是圖的交易。

　　至於如何消除不滿情緒，或至少消除不滿情緒中之危險成分，我們知道，各國都有兩類臣民，即貴族和平民；當這二者之一心懷不滿時其危險並不可怕，因為平民若無貴族煽動往往不會輕易作亂，而貴族若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則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險在於貴族們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滿情緒爆發時才表明他們自己的不滿。詩人們講過這樣一段故事，說有一次眾神想縛住主神朱庇特，這一密謀被朱庇特聞知，於是他聽從帕拉斯的建議，召來百臂巨人布裡阿柔斯相助。這段故事無疑可作為一則寓言，說明為君王者若能確得民心是何等安然無虞。

　　適當給予民眾發洩其悲憤不滿的自由，這也不失為一種防亂措施（只要這種發洩別過於肆無忌憚）；因為若讓人把怨氣往肚裡吞，或是把膿血捂起來，那就會有積郁成疾或惡性膿腫的危險。

　　在消除不滿的事例中，埃庇米修斯之所為很可能適合於普羅米修斯，因為再沒有比那更好的方法可消除不滿。當各種痛苦和邪惡飛出箱子之時，埃庇米修斯終於蓋上了箱蓋，從而把「希望」留在了箱底。[11]毫無疑問，能巧妙地孕育並懷有希望，且能引導民眾從一個希望到另一個希望，此乃治療不滿這種流毒的最佳良藥。一個明智政府的明智之舉無疑該是：當其沒法用令人滿意的手段贏得民心時，仍能憑各種希望使民心所向；當某種天災人禍出現時，仍能泰然處之，仿佛災禍並非不可避免，而是還有某種避免的希望；這後一點做起來不太難，因為不管是個人或黨派都容易為還有希望而暗自慶倖，或至少容易裝出不相信大禍臨頭的樣子。

　　此外還有一種雖眾所周知但仍不失為上策的預防措施，即預見並提防某些適合心懷不滿者向其求助並在其麾下麇聚的領頭人物。餘以為能充當這種為首者的人大凡都擁有偉績和聲望，深受不滿現政的黨派之信任和尊崇，同時他們自己也被認為對現政心懷不滿。對這種領頭人物，政府要麼用切實可行的方法對其加以爭取並使之歸順，要麼就使其同黨中有另一領頭人物與之對立以分割其聲望。概而言之，對各類反政府的黨派集團實行分化瓦解，調弄離間，或至少使其內部互相猜疑，這並非一種最糟的手段，因若是擁護政府者內部四分五裂，而反對政府者內部卻萬眾一心，那將是極危險的情況。

　　筆者注意到有些出自帝王之口的趣言妙語曾引起叛亂。愷撒曾戲言：「蘇拉非才子，故不會獨裁。」[12]結果為他招來殺身之禍，因為此言使那些以為他遲早會放棄獨裁的貴族元老們徹底失望。伽爾巴則因其口頭禪「只徵募士兵但不收買士兵」而毀了自己，因為他的話使想得到賞賜的士兵們失去了希望。[13]普羅巴斯也同樣因言罹禍，他說「只要我在世，羅馬帝國就不再需要士兵」，這話令他的士兵們感到絕望。[14]此類禍從口出之例，不勝枚舉。因此在事態微妙或時勢不穩之際，為君者務必出言謹慎，說隻言片語時尤須當心，因這類短句會像箭矢一般不脛而走，且往往被視為君王吐露的心聲；反之長篇大論倒會因其單調而不甚受人注意。

　　最後一點，為了防止不測，君王身邊應有一名或若干名驍勇大將，以備把叛亂鎮壓于起事之初；否則騷亂一起朝中便更會驚慌失措，政府便會面臨塔西佗曾說過的那種危險，即叛亂之初人們的心態是：「真敢為禍首者寡，但樂意參加者眾，而所有人對叛亂都會默認。」[15]但這種猛將須是忠實可靠且名聲良好之輩，而非好拉幫結派並嘩眾取寵之流；他們還須和政府中其他要員保持一致，不然這種治病良藥將會比疾病本身更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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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自維吉爾《農事詩》第1卷464行—465行。

　　[2] 引自維吉爾《埃涅阿斯記》第4卷178行—180行。培根引此詩似乎是以「大地之母」喻民眾，以奧林匹斯山「諸神」喻統治者，以「提坦（又譯泰坦）神」喻叛亂者。

　　[3] 指「地球中心說」，據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的《大綜合論》（Almagest）所述，靜止不動的地球乃宇宙之中心，中心外有十重天，每重天下有若干天體圍繞地球旋轉，其動力來自被稱為第十重天的第一運動（Primum Mobile）。

　　[4] 參見《舊約·以賽亞書》第45章1節。

　　[5] 引自古羅馬詩人盧坎（Lucan，39—65）所著史詩《內戰記》第1卷181行—182行。

　　[6] 語出小普林尼《書信集》第8卷。

　　[7] 此段論述之根據乃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商主義（或曰重金主義），這種學說認為只有金銀貨幣才是一國之真正財富，而只有外貿出超和順差方可使金銀流入本國。

　　[8] 語出奧維德《變形記》第2章5節。

　　[9] 英國學者羅伯特·伯頓在其《憂鬱的解析》（1837年）一書中曾借用這個比喻來談荷蘭的工業。自然資源有限的荷蘭在16世紀末尼德蘭革命後一躍而成為頭等貿易殖民強國，17世紀初期幾乎壟斷了全世界的貿易。

　　[10] 指英國始於15世紀的「圈地運動」。當時羊毛價格上漲，養羊有利可圖，於是貴族大規模強佔公地和農民的耕地以建牧場。

　　[11] 這是希臘神話對這段故事的又一種講述，與讀者熟悉的潘多拉開箱之說略有不同。

　　[12] 羅馬獨裁者蘇拉自行隱退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其中一說認為那是他利用獨裁手段恢復貴族共和制後還政于民的義舉，故愷撒時代的共和派貴族元老也曾抱有愷撒將放棄獨裁的希望。另愷撒這句戲言之妙處在於拉丁文dictare兼有「口授文章」和「獨裁」二義，並非真說蘇拉無才。

　　[13] 參見張竹明等譯《羅馬十二帝王傳》第275頁（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14] 普羅巴斯（Probus），古羅馬皇帝（在位期276—282），為叛軍所殺。

　　[15] 此言描述的是奧托宣佈要推翻伽爾巴時士兵們的心態（見塔西佗《歷史》第1卷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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