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論帝王_學達書庫

論帝王

　　所欲之事甚少，所懼之事甚多，此乃一種可悲的心態。然而這往往就是為帝王者之心理。他們已稱孤道寡，至高無上，故而缺乏更高的企求，這便使他們心中多有苦思；但同時他們身邊又總是險象環生，這又使他們心中少有寧靜。此情亦是《聖經》曰「君王之心測不透」[1]的原因之一。因若無一種占支配地位的企望來規範妒羨戒疑等諸多感情，任何人的內心都難測或叵測。

　　於是乎每每也有帝王替自己營造欲望，把心思寄託於一些瑣事：或設計一座建築；或新創一種祭禮；或栽培一位臣僚；或精於某種技藝，如尼祿之精於豎琴，圖密善之精于射箭，康茂德之精於角鬥，以及卡拉卡拉之精于駕車[2]；此類事例，不一而足。有人會覺得這似乎難以置信，殊不知此乃人之天性使然，即在小事上有所進取比在大業上停滯不前更使人心情舒暢，精神振奮。世人尚可看到，有些帝王早年東征西討無往而不勝，但由於征服不可能無限，成功總有盡頭，結果他們在晚年或變得迷信，或鬱鬱寡歡，例如亞歷山大、戴克裡先和世人尚記得的查理五世[3]等等。因習慣勇往直前者一旦發現自己止步，往往會自暴自棄，不復故我。

　　接下來且說帝王權力之平衡。這種平衡很難保持，因為平衡和失衡均由王權和自由這對矛盾構成，不過平衡是讓這對矛盾融為一體，失衡則是讓這對矛盾交替出現。關於這點，阿波羅尼烏斯[4]給韋斯帕薌[5]的答覆極富教益。後者問：「尼祿因何被推翻？」前者答：「尼祿雖善彈琴並善調琴，可治理帝國卻時而把弦繃得太緊，時而把弦放得太松。」而毫無疑問，最有損于帝王權威者莫過於既不合時宜又極不均勻地使用權力，忽而濫施淫威，忽而放任自流。

　　不可否認，近代君王鞏固霸業之智謀與其說是可防患於未然的真謀實策，不如說是待災難臨近時如何消災避難的權宜之計；然而這純粹是在同運氣較量。君王們務須注意，別忽略或容忍欲作亂者備下柴薪，因為誰也沒法阻止火星迸發，而且也難測火星會來自何方。君王鞏固其霸業之困難既多又巨，但最大的困難往往是在他們心裡。因為君王們想法矛盾是常有的事，（正如塔西佗所說）「為人君者之欲望通常都極其強烈但又互相矛盾」[6]；因既想達目的又不忍用其手段乃當權者之致命錯誤。

　　君王們不得不與之打交道者有其接壤鄰邦、妻子兒女、高級教士、王公貴族、新貴士紳、市賈商人、平民百姓以及士卒兵丁，而為君者若稍有不慎，以上人等均會帶來危險。

　　關於如何與鄰國打交道，由於情況多變，故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規律，但有一條原則永遠適用，即為君者須保持應有的戒備，勿讓任何鄰國（通過領土擴張、貿易壟斷或重兵壓境而）過分強大，以致給本國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脅。預見並阻止上述情況之發生通常應是政府樞要的工作。在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蘭西斯一世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三雄鼎立的年代，三國之間就這樣互相監視，一方若得巴掌大一塊領土，其餘兩方也會馬上著手使之均衡，或以結盟之手段，必要時則訴諸戰爭，絕不會犧牲本國利益以換取和平。與上述情況相似的還有由那不勒斯王斐迪南、佛羅倫薩共和國僭主羅倫佐·梅迪契和米蘭大公盧多維卡·斯福爾紮結成的聯盟（圭恰爾迪尼[7]稱該聯盟為意大利的安全保障）。某些經院哲學家對戰爭的見解並不可信，他們認為戰爭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殊不知對潛在危險之恐懼亦是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即使那種危險尚未變成現實。

　　說到帝王們的後妃，歷史上不乏禍起後宮的殘酷事例。莉維亞因毒死其丈夫而聲名狼藉。[8]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裡曼一世之寵後羅克娑拉娜不僅是害死太子穆斯塔法的罪魁，而且是擾亂皇家宮廷、混淆皇家血統的禍首。[9]英王愛德華二世之後亦是廢黜並謀害她丈夫的主謀。[10]所以當後妃們密謀讓自己的兒子繼位，或者是當她們與人私通之時，君王尤須提防上述危險。

　　至於君王們的子嗣，由他們引發的禍亂也屢見不鮮，而不幸的悲劇通常都始于君王們對其子嗣的懷疑。上文提到的穆斯塔法之死對蘇裡曼家族就是一場災難，因謝利姆二世被認為是其母的私生子，故時至今日世人還懷疑自蘇裡曼一世之後的歷代土耳其君主均非正統。君士坦丁大帝處死年輕有為的大兒子克裡斯普斯，這對他的家族亦是一場災難，結果他的兒子康斯坦提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於非命，他另一個兒子康斯坦提烏斯結局亦不見佳，因為他雖說是死於疾病，但那是在朱裡安起兵反他之後。[11]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誅其子季米特裡烏斯，後因發現系誤殺而悔恨身亡。[12]歷史上這類事例不勝枚舉，但少見為父王者從對子嗣的猜疑中得到好處；不過兒子們公開舉兵反叛當屬例外，如蘇裡曼一世誅逆子巴耶塞特，又如英王亨利二世敗其三個逆子[13]。

　　高級教士妄自尊大亦可給君王造成危險，如當年的兩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貝克特，他倆曾試圖用主教的權杖與君王的利劍抗衡，只是他們不得不與之抗衡的是幾位頑強而自信的君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這種危險並非由於教會本身，而是由於教會有國外勢力[14]撐腰，或是由於神職人員之選任不是靠君王或有聖職授予權者的決定，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擁戴。

　　說到王公貴族，對他們敬而遠之並不為過。對貴族加以抑制雖可加強王權，但卻會減少君王的高枕無憂，而且在實施其主張時也不那麼隨心所欲。筆者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傳》中對此已有過評述。亨利七世對貴族加以抑制，結果他執政時期充滿了麻煩和騷亂，因為貴族們雖說繼續忠於皇室，但對亨利進行的事業卻不予合作，所以他實際上不得不日理萬機。[15]

　　至於新貴士紳，鑒於他們只是個鬆散的階層，故不會對君王形成多大危險。他們有時會高談闊論，但那幾乎無甚妨害。何況他們是一種中和力量，可使王公貴族的勢力不致過於強大；而且由於他們是君王與平民間的直接紐帶，所以他們最能緩和民憤。

　　至於市賈商人，他們好比國家的門靜脈，若門靜脈血量不盛，國家即使有健全的四肢也難免會出現血管供血不足的情況。對商人課重稅于君王的歲收好處甚微，因為從小處所得將會失於大處，原因是若各項稅率增加，商貿的總量反倒會減少。

　　平民百姓對君王幾乎不構成危險，只要他們沒有強有力的領頭人物，或是君王不對他們的宗教、習俗和生活方式橫加干涉。

　　至於士卒兵丁，若讓他們建制不變、久駐一方並習慣於領賞，那對君王將是一種危險。土耳其御林軍之驕縱和古羅馬禁衛軍之貪殘均可作為後事之師。防範之道是讓兵無常帥、駐無常地，並不給賞賜，如此君王可高枕無憂。

　　帝王君主好比天上的星宿，可帶來盛世，亦可造成濁世。他們受人崇拜，但卻永不安寧。所有對君王的戒律實際上可歸納為兩記：一是記住你是凡人，二是記住你是神或神的化身；前者約束君王的權力，後者則限制君王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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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舊約·箴言》第25章3節雲：「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測不透。」

　　[2] 以上四人均為羅馬暴君。尼祿（在位期54—68）即位後曾師從當時的豎琴大師特爾普努斯，習成後常為自己舉行演奏會；圖密善（在位期81—96）因不好重武器而喜弓箭，相傳他曾讓一名奴隸站在百步開外舉掌為靶，他射出的箭從其指間穿過而不傷其手；康茂德（在位期177—192）曾在競技場參加過735場角鬥，最終為一角鬥士所殺；卡拉卡拉（在位期211—217）則喜歡駕戰車，並宣稱他此好是模仿太陽神阿波羅（神話說阿波羅每天駕載著太陽的金馬車由東向西駛過天空）。

　　[3] 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在位期公元前336—前323）曾先後征服希臘、埃及和波斯，建立亞歷山大帝國，不幸死于瘧疾，終年33歲，臨終前還在籌劃遠征，雖普盧塔克對他的迷信有所記述，但那並非在晚年，故培根以其為例似有不妥；羅馬皇帝戴克裡先（在位期284—305）當政21年後自行隱退，相傳他8年後因憂於政局而自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期1519—1556）當政37年後隱退，兩年後死於西班牙一修道院。

　　[4] 阿波羅尼烏斯（Apollonius），公元一世紀希臘哲學家及著名術士，曾遊歷各國。

　　[5] 韋斯帕薌（Vespasian），羅馬皇帝（在位期69—79）。

　　[6] 此言非塔西佗所說，而是出自古羅馬歷史學家薩盧斯提烏斯（Sallustius，前86—前35）的《朱古達戰記》一書。

　　[7] 圭恰爾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佛羅倫薩史學家及政治家，所著20卷本《意大利史》打破邦國界限，勾勒出了1494年—1534年間尚未統一的意大利之全貌。

　　[8] 羅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14—37）之子德魯蘇斯被其妻莉維亞毒死（參見商務版《羅馬十二帝王傳》第146頁）；另相傳奧古斯都之妻莉維亞為確保兒子提比略繼位而加速了病重的奧古斯都之死亡。

　　[9] 蘇裡曼一世受其後羅克娑拉娜挑唆殺死皇太子（與前妻所生之長子）穆斯塔法，此事導致穆斯塔法的弟弟桑格爾自戮；羅克娑拉娜的親生子巴耶塞特謀叛被誅，另一親生子後繼王位稱謝利姆二世，但其相貌性格與蘇裡曼一世迥然不同，世人疑其並非皇家嫡傳。

　　[10] 愛德華二世之後乃法王腓力四世之女伊莎貝爾，她與情夫莫蒂默（馬奇伯爵）共謀廢黜並謀害了愛德華二世（1327年）。

　　[11] 年僅17歲就被任命為愷撒的克裡斯普斯是君士坦丁大帝與前妻米列爾維娜所生的惟一兒子，其後母法烏斯塔欲提攜親生子，誣告克裡斯普斯調戲她，後者遂被父處死。康斯坦提努斯死于與康士坦斯的火並，康士坦斯後被部下所殺。康斯坦提烏斯死於起兵征討自封為奧古斯都的朱裡安（他的堂弟）之途中。

　　[12] 季米特裡烏斯因被其兄伯爾修控犯叛國罪而被父王處死。培根在此處誤將腓力五世作腓力二世（亞歷山大大帝之父，在女兒的婚禮上遇刺身亡），譯文改之。

　　[13] 指1172年—1173年亨利二世的三個兒子傑弗裡、約翰和理查聯合反叛那次。後理查終在1189年擊敗其父親並奪得王位，稱理查一世（諢號獅心王）。

　　[14] 指教皇。

　　[15] 實際上亨利七世打擊封建貴族、重工重商的政策得到了除貴族之外的各階層人民的支持，使當時已在英國萌芽的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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