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62)_羅曼·羅蘭

一六二

　　他更不耐煩的，是珂勒蒂似乎喜歡搜羅一夥輕浮少年圍著她轉，氣得克裡斯托夫要命。這些自命時髦的小夥子真令人噁心，他們多數有錢，全都有閑，或者在什麼部裡有個掛名的閑差事——反正都差不多。大家都會寫作——或者自以為會寫作。在第三共和國，大家都手癢，躍躍欲試。寫作這種方式既能偷懶，又能滿足虛榮——腦力勞動是最難監督檢查的工作，因此，也最容易騙人。他們對自己偉大的勞動只隱隱約約、煞有介事地說上幾句。似乎他們使命在身，任重道遠似的。

　　開頭，克裡斯托夫不知道他們的大作和大名，覺得於心有愧。他大膽地打聽了一下，特別要知道有口皆碑的戲劇大師寫過什麼。結果他不勝驚訝地發現這位大師只寫過一幕戲，還是小說改編的，小說又是一系列短篇湊合而成，而短篇不如說是近十年來他在同人雜誌上發表的東鱗西爪。其他人的貨色也沒有什麼分量：幾幕戲，幾個短篇故事，幾首詩。有些人只靠了一篇文章，就一舉成名。有些人卻「書還沒寫」，已經文名遠揚了。他們公然不把一氣呵成的長篇作品看在眼裡。他們似乎非常重視字斟句酌。他們口裡大談「思想」，但他們的思想與眾不同，只指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們中間也有大思想家，大諷刺家，但他們深刻細膩的思想如果不用斜體字標明，就沒有人看得出其中的深意或諷刺。

　　每個人都盲目自信，這是他們唯一的信仰。他們想把自己的信仰和別人共享。可惜別人也只信仰自己。他們說話，走路，抽煙，看報，抬頭，眨眼，打個招呼，似乎都在演戲，仿佛觀眾的眼睛一直在盯著他們。年輕人天生就喜歡嘩眾取寵，越是沒有出息，無所事事，越要惹人注意。他們裝模作樣，特別是為了女人，因為他們注意女人，更希望女人也注意他們。隨便碰到什麼人，他們都要賣弄一番，不料過路人只瞪他們一眼就走了。克裡斯托夫碰到這些自動開屏的小孔雀：尚未成名的畫家，演奏的能手，年輕的演員，他們總是裝出名人的派頭，像梵·狄克，倫勃朗，范拉士葛，貝多芬，或是扮演一個角色，大畫家，音樂家，能工巧匠，思想家，樂天派，多瑙河的農民，大自然的兒子……他們一邊走路，一邊斜溜一眼，看看有沒有人注意他們。

　　克裡斯托夫看見他們迎面而來，等他們走到面前，卻故意歪過頭去，滿不在乎地看著別處。不過他們的失望不會太久，再走兩步，他們又在打下一個過路人的主意了——珂勒蒂客廳裡的人物卻更加講究：他們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思想上裝模作樣；他們取法於兩三個典型，而典型也不是超凡脫俗、高不可攀的人物。要不然，他們就扮演抽象的概念：力量，歡樂，同情，團結，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信仰，自由——這些就是他們要演的角色。他們有本事把最高尚、最難得的思想變成文學的材料，把人類靈魂中的英雄氣概貶低成了流行式樣的領帶。

　　他們最內行的，是談情說愛，那是他們的小天地。如何無微不至地享樂，他們簡直是掌握了秘訣；他們都是能人高手，會發現新情況，有本領解決新問題。他們一直是沒有專業的專家。沒有愛情，他們也能「談情說愛」；尤其是能把死的說成活的，於無情處見真情。他們善於喧賓奪主，注解多於正文，正文反而微不足道。最下流的思想也能貼上社會學的標簽，使人談得津津有味，在社會學的大招牌下，一切暢通無阻；不管壞事幹得多麼痛快，如果不能找到一個藉口，說幹壞事也是為了新時代的利益，那他們總覺得美中不足。這是一個顯然帶有巴黎色彩的社會主義，色情的社會主義。

　　那時，這個談情說愛的小圈子討論得最來勁的問題，是男女婚姻平等和愛情權利平等。有一些老實的年輕人——斯堪的納維亞人或瑞士人——信仰新教，有點可笑，他們主張男女道德平等：婚前應該同樣保持貞操。巴黎人卻要求另外一種平等，男女淫亂平等：婚前同樣不必保持貞操——這是情人權利的平等。巴黎人不管是想像中或是實際上，對淫亂已經習以為常，開始覺得平淡無味了，於是，文學界發明了一種新花樣，要用處女賣淫來取而代之——這種賣淫是合法的、普遍的、道德的、正派的、家庭同意的，更重要的是，社會准許的——最近出版了一本才子書，對這個問題大放厥詞，半真半假地在四百頁文字中，「根據培根方法論的規則」，研究了「控制尋歡作樂的最好方法」。

　　這是一本自由談情說愛的全面教材，書中不斷談到高雅，規矩，趣味，高貴，美麗，真理，廉恥，道德——哪個少女想要墮落，應該先睹為快。這在當時成了珂勒蒂這個小圈子的《福音書》，他們讀得興趣盎然，並且大加發揮。這些善男信女，不消說，對這似是而非的奇談怪論，並不閱讀那些說得對的，觀察正確的，甚至有人情味的，而只記住了傷風敗俗的。在這個芬芳的花壇上，他們從來只摘有毒的花——例如，下面這些名言妙語：「肉欲只會刺激幹勁。」——「一個處女如果沒有享受過性愛就做了母親，那是天理難容的。」——「處女得到童男，自然會準備當賢妻良母。」——母親的作用是「小心在意、規規矩矩地讓女兒放縱自由，卻用同樣的精神不讓兒子自由放縱」——總有一天，「少女和情夫幽會後回來，就和散步或喝茶後一樣自然」。

　　珂勒蒂笑著說，這些話真是合情合理。

　　克裡斯托夫覺得這些話可怕。他誇大了語言的重要性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法國人太聰明了，不會見書上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的。這些思想上的巨人，其實是行動上的矮子，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和小市民一樣老老實實，甚至一樣膽小怕事。正因為他們在行動上膽小，所以才喜歡在口頭上吹得天花亂墜。其實，這種遊戲沒有一點危險。

　　可惜克裡斯托夫不是一個心口不一的法國人。

　　在圍著珂勒蒂轉的年輕人當中，有一個似乎是得寵的。不消說，在克裡斯托夫看來，這是個最難容忍的人。

　　這人是個暴發戶的兒子，搞搞貴族式的文學，裝成是第三共和國的貴族。他的名字叫作呂西安·雷維-葛。他的兩隻眼睛離得很遠，炯炯有神，鷹鉤鼻子，嘴唇很厚，金黃的鬍鬚剪得尖尖的，像畫家梵·狄克，由於早熟，已經開始禿頭，但和他的容貌並不顯得不相稱。說話溫存，動作優美，一雙手又嫩又軟，一握都怕會融化似的。他永遠裝得非常有禮貌，甚至有點過分做作，即使對他不喜歡的人，恨不得推下水去的人，也是客客氣氣。

　　克裡斯托夫第一次跟西爾伐·高恩去參加文人宴會時已經見過他；雖然他們沒有談話，但他一聽聲音就莫名其妙地起反感，後來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一見鍾情、迅雷不及掩耳的愛，也有從天而降的恨——或者——為了避免刺耳起見，因為柔弱的心靈害怕「恨」字，就像害怕一切激烈的字眼一樣——我把「恨」字換成健康人的本能，人一見到仇敵，本能就會自衛。

　　和克裡斯托夫相反，呂西安代表了譏諷和瓦解的精神，溫和地、客客氣氣地、不聲不響地瓦解垂死的古老社會中一切偉大的東西：家庭，婚姻，宗教，國家；在藝術上瓦解一切陽剛的、純潔的、健全的、流行的東西；還瓦解對人的信心，對思想、對情感、對偉人的信心。這種思想其實是機械地尋求分析的樂趣，尋求過度的剖析，其實是動物需要啃食思想，是蛀蟲的本能。

　　除了啃食思想的本能之外，還有女性的多情善感，尤其是女作家的情感，因為到了呂西安手裡，一切都是文學，或者都變成了文學。他的豔遇，他和朋友們傷風敗俗的壞事，都成了文學的素材。他寫了一些小說和劇本，用高明的手法描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他們的風流豔事，朋友們的下流勾當，他自己的曖昧關係，他如何勾搭他親密朋友的妻子，人物面目描寫得惟妙惟肖；大家交口稱譽，說是刻畫入微，讀者中包括他親密的朋友夫妻在內。他聽到女人吐露的衷情，他和女人的魚水之歡，都原原本本寫在書裡——按照常情，他這樣洩露秘密應該受到他「女伴」的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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