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04)_羅曼·羅蘭

二〇四

　　但奧利維溫和地聳聳肩膀，問他哪個歐洲國家找得到一個畫家，像法朗梭阿·米勒這位清教徒一樣沉浸在《聖經》的氣氛中？——哪個既有熱烈的信仰而又謙虛的學者比得上思想清晰的巴斯德？他拜倒在「無限」的觀念之下，搞得神魂顛倒，「痛苦萬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懇求理性不要纏得他像巴斯卡一樣快發瘋了」。天主教義並沒有妨礙米勒勇敢的寫實主義精神，也沒有妨礙巴斯德熱情洋溢的理性穩步前進，毫無偏差，走入了「自然元素的新天地，一片黑暗的無窮小領域，生命發源的無底深淵」。他們是從外省來的，從外省人身上汲取了一直潛伏在法國土地上的信仰，有些煽動群眾的人盡力否認也沒有用。奧利維很瞭解這種信仰，這是他生而有之的。

　　他還對克裡斯托夫談到天主教二十五年來波瀾壯闊的復興運動，法國的基督教思想努力要和理性、自由、生活結合；這些可敬的教士真有勇氣，正如他們中有一位說的，他們要「不辜負人的稱號」，要恢復天主教理解一切的權利，和一切正大光明的思想結合，因為「一切正大光明的思想即使有錯誤也是純潔的，神聖的」；成千上萬年輕的天主教徒誠心誠意要建立一個基督教共和國，要自由、純潔、友愛，向一切有好意的人開放；雖然他們受到惡意打擊，被誣衊為異端邪說，又受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兩面夾攻，但是這支具有現代思想的小小隊伍不怕關山險阻，鎮定自若，接受考驗，知道不用血淚澆灌的水泥是建不成千秋大業的。

　　理想主義的生活氣息，自由主義的奔放熱情，同樣注入了法國其他宗教。新生命的震顫也在新教和猶太教麻木的巨大的軀體內流通。大家好勝心強，你爭我奪，公平競賽，要創造一個自由人類的宗教，但無損于情感和理智的力量。

　　這種宗教的狂熱並不是宗教特有的，也是革命運動的靈魂。一革命，狂熱就更帶悲劇性。在這以前，克裡斯托夫只見過低級的社會主義——那是政客用來誘騙饑不擇食的主顧，在他們眼前晃來晃去的幼稚而庸俗的幸福美夢，或者說明白點，政客以為，幸福就是一旦政權到手，科學能給普天下帶來歡樂。除了這種令人反感的樂觀主義之外，克裡斯托夫還看到一種對立的神秘而瘋狂的力量，那是工會的精英帶領工人群眾去進行的戰鬥。他們號召大家去「作戰」，只有戰爭能產生崇高的英雄主義，能使這個瀕臨死亡的世界重新有意義、有目的、有理想。

　　這些偉大的革命家忍受不了中產階級的、商業社會的、和平主義的、英國式的社會主義，他們提出一個相反的、悲劇性的世界觀，認為「對立鬥爭是世界的規律」，世界的生存有賴於犧牲，繼續不斷的、周而復始的犧牲——如果你懷疑工會領袖發動起來向舊世界進攻的大軍，懷疑他們是否理解這種好戰的神秘主義把康德和尼采的理論同時應用於暴力行動，那麼，這些高貴的革命家如醉如狂的悲觀主義，轟轟烈烈的英雄生活，對戰爭和犧牲的高尚信仰，看起來幾乎是戰鬥精神和宗教熱忱的理想，簡直是日耳曼民族的條頓會或日本的武士道，這種現象真是驚心動魄。

　　然而，這並不是外族的，而純粹是法蘭西民族的精神，他們的特點雖然經過了幾個世紀卻一成不變地保留下來了。從奧利維的眼睛裡克裡斯托夫看到國民公會的護民官和執政官，某些思想家、活動家、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都有這種特點。加爾文派、揚山尼派、雅各賓派、工聯主義者，到處都有同樣的悲觀的理想主義精神。他們和自然做鬥爭，既不抱幻想，也不灰心喪氣——他們是支持民族的鐵柱鋼架——往往也會把什麼都砸爛壓碎。

　　克裡斯托夫呼吸到這種神秘的鬥爭氣息，他開始懂得狂熱的偉大，加上法國人毫不妥協的忠誠，這正是其他善於縱橫捭闔的民族所不能理解的。他先也和外國人一樣，嘲笑法國人的專制思想和自由平等精神的明顯矛盾。現在，他頭一次隱約看到了他崇拜的自由帶有戰鬥的意義——看到了理性威風凜凜的寶劍。不，對法國人來說，這並不像他所想的那樣是簡單的玩弄字眼，也不是空洞的思想體系。既然一個民族把理性當作第一需要，那麼，為理性而鬥爭也就壓倒其他一切了。即使有些不重理性只重實際的人認為鬥爭是荒唐的，那有什麼關係？在眼光深邃的人看來，不管是為了征服世界，為了帝國或是為了金錢的鬥爭，都是一樣空虛；百萬年後，還能剩下什麼？

　　如果說：生活的價值在於劇烈鬥爭，在鬥爭中，一切生命力可以興高采烈地為一個崇高的理想而犧牲，那麼，還有什麼戰鬥比法國為理性或反理性而進行的永恆鬥爭更能給生命增光添彩呢？對那些嘗過艱苦鬥爭滋味的人來說，英國人如此吹噓的無動於衷的寬容就顯得淡而無味，缺乏陽剛之氣了。英國人可以得到補償，把精力用在其他地方。他們的力量並不在寬容。只有許多黨派都把寬容當成英雄行為，寬容才能顯得偉大。而在今天的歐洲，寬容往往只是漠不關心，缺少信仰，缺乏生命力。英國人借用伏爾泰的話來自我吹噓，說「信仰的多樣化使英國人寬容」，而大革命並沒有使法國人寬容——其實，那是因為大革命時代的法國更有信仰，而英國卻只有信條。

　　看了理想主義的銅牆鐵壁，看了為理性的戰鬥之後——就像維吉爾帶著但丁遊地獄一樣，奧利維挽著克裡斯托夫的手，把他帶到高山頂上，去看默默無言、超凡脫俗的一小群真正自由的法國精英。

　　世界上沒有人比他們更自由的了。像飛鳥在無所謂動靜的天空中遨遊一樣自由安詳……到了那個高度，空氣這樣純淨，這樣稀薄，克裡斯托夫連呼吸都覺得困難。在那裡可以看到自以為享有夢中無限自由的藝術家——可以看到如醉如狂的主觀主義者，像福樓拜一樣瞧不起「那些相信萬物存在的野蠻人」——可以看到一些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如浪濤起伏，千變萬化，隨波逐流，「不斷滾滾前進」，永不停息，永不著陸，永不觸礁，像蒙田說的那樣，「不描寫靜的存在，只描寫動的過程，日復一日、分秒不停、永不休止的過程」——可以看到一些學者，他們知道宇宙是空虛的，人卻能在無中生有，製造出思想、上帝、藝術、科學，還在繼續不斷地創造世界，制定規律，構築一個生動的白日夢。

　　他們並不要求在科學中得到安息、幸福，甚至並不追求真理——因為他們懷疑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們只是為學術而愛學術，因為學術是美的，只有學術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頂峰可以看到這些學者，他們是熱情的懷疑論者，毫不關心人間疾苦，悲觀絕望，甚至不關心現實，只是閉著眼睛，靜聽心靈合奏的無聲音樂會，數字和形式既微妙又宏偉的和聲。這些偉大的數學家，自由的哲學家——世界上最嚴格的正面思想家——已經達到了玄妙的頂峰；他們把周圍挖得空空如也，自己高懸在無底深淵之上，沉醉在目眩神迷之中；在無邊無際的黑夜裡，他們居高臨下，輕鬆愉快地發出了思想的光輝。

　　克裡斯托夫到了他們身邊，也想往下看看；但他立刻覺得頭昏眼花。他本來以為自己自由，因為他除了良心以外，已經擺脫了一切清規戒律，但比起這些法國人來，他不禁嚇一跳，他感到自己哪能算自由呢，因為法國人已經擺脫了一切思想的規律，一切絕對的命令，一切生存的理由。那麼，他們為什麼生活呢？

　　「為了自由的樂趣。」奧利維答道。

　　但克裡斯托夫覺得這種自由不是腳踏實地的，甚至不如德國人嚴守紀律的精神、崇拜權威的思想。於是，他說：「你們的樂趣是個圈套，是鴉片煙鬼的夢幻。你們沉醉在自由中，卻忘記了生活。絕對的自由對精神來說是瘋狂，對國家來說是混亂……自由！在這個世界上，哪個人是自由的？在你們的共和國裡，又有誰有自由？——只有胡說八道的人。你們這些精英都快要死了。你們只會做夢。不久，你們夢也做不成的。」

　　「那有什麼關係！」奧利維說，「我可憐的克裡斯托夫，你不會知道自由多快樂。這種快樂真值得人去冒險、受苦，甚至去死。自由，感到周圍的心靈都是自由的——甚至胡說八道的自由，那真是無法描寫的極樂世界，就像靈魂在無限的太空中逍遙一樣。逍遙之後，別的地方都不能生活了。你提到帝國兵營裡的安全、秩序、不可違反的紀律，那對我有什麼用？我會悶死的，我要空氣！空氣越多越好！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要有規矩，」克裡斯托夫說，「早晚要個主人。」

　　奧利維開玩笑似的提起「星中古石」的話：

　　法國人沒有力量
　　禁止言論自由，
　　不能把太陽
　　埋進地球
　　打個洞，
　　沒有用。

　　克裡斯托夫慢慢習慣于無限自由的氣氛了。從法國思想的高峰，從光明的心靈在做美夢的山頂，他望望腳下的山坡，坡上有一些勇敢的精英在為生氣蓬勃的信仰而奮鬥，不管他們信仰什麼，他們都不斷地攀登高峰；他們對無知、疾病、窮苦進行聖戰；他們是現代的盜火者，想用蠟翅膀飛向太陽；他們有發明的狂熱，有合理的妄想，要在空中開闢一條道路，去征服光明；要用科學向自然發動大戰——在山坡下，有一群默默無言、意志堅強的男人女人，勇敢而謙虛的人，他們千辛萬苦才爬到半山，不能再往上爬，只好原地不動，過著平凡的生活，暗地裡急得要命，無可奈何，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山腳下，在懸崖削壁之間的狹窄小路上，有些迷信抽象概念、盲目聽從本能的人，正在進行沒完沒了的鬥爭，他們揪成一團，難解難分，沒有想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山下的沼澤地裡，還有畜生在污泥中打滾——但是沿著山腰，東一處、西一處，藝術開出了鮮花，音樂結出了芬芳的果實，詩人唱出了小鳥的啁啾聲和清泉的淙淙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