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05)_羅曼·羅蘭

二〇五

　　於是，克裡斯托夫問奧利維：「你們的人民在哪裡？怎麼我看到的不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就是百里挑一的渣滓？」

　　奧利維答道：「人民嗎？他們在園子裡種地。他們才不管我們呢。每一夥精英都想拉攏他們。他們卻哪一夥也不理。以前，他們還肯聽聽，至少是為了消遣，聽聽這些政治騙子走江湖賣膏藥。現在，他們懶得理會了。每次不投票選舉的人豈止百萬！讓黨派去打得頭破血流吧！老百姓才不在乎呢。只要不打到他們田地裡來就行。否則，他們惱起火來，不管什麼黨派都要遭殃。他們並不動手，他們只是還手，若是黨派做得過火，妨礙了他們的工作或休息，他們可要搞得你暈頭轉向。不管你是國王、皇帝、共和黨、教士、共濟會員，還是社會黨人，不管誰是頭頭，他們要求的只是消災避害：戰爭呀，混亂呀，瘟疫呀——別的他們一概不管，只要讓他們安安靜靜種地就行。其實，他們心裡只想：「『這些畜生幹嗎不讓我安靜？』

　　「而這些畜生真蠢，硬要逼得老實人拿起長柄叉來把他們趕出門去——總有一天，他們會把老闆趕走的。從前，他們為大事發過火，將來還可能再發火，雖然這種傻事他們早就洗手不幹了：即使再幹，發火的時間也長不了；很快，他們就會回去找他們打了幾百年交道的老夥計：土地。是土地把法國人和法國結合在一起，並不是法國人把人和國家結合起來的。幾百年來，多少不同的民族在這塊土地上肩並肩地勞動過，是土地使他們合為一體的，他們熱愛的是土地。不管是福是禍，他們都不斷在土地上耕種；土地上的一切，甚至一小塊泥土，對他們來說都是好的。」

　　克裡斯托夫張開眼睛一看，順著大路，圍著沼澤，在岩坡上，在戰場上，在廢墟間，無論是法國的山地還是平原，都是一片耕地，真是歐洲文明的大花園。花園無與倫比的魅力不僅在於肥沃的好土壤，還在於勤勞頑強、不知疲倦的人民，幾百年來，他們一直不斷地開墾、播種，使土地變得更加美好。

　　奇怪的民族！大家都說他們變化無常，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奧利維的內行眼光可以在哥特式的石像上看出今天外省人的面目；在畫家的筆下認出知識分子或凡夫俗子的疲倦而無可奈何的面容；或者在勒南三兄弟的畫中看出法國工農的精神和發亮的眼睛。往日的思想還在今天的心靈中流通。巴斯卡的精神也還活著，不但活在讀書明理的社會精英和宗教人士身上，也活在默默無聞的中產階級或轟轟烈烈的革命家和工會領導人心中。高乃依和拉辛的藝術對法國人說來是生氣勃勃的：一個巴黎的小店員會覺得路易十四時代的古典悲劇，比當代的托爾斯泰的小說或易蔔生的戲劇更加親切。中世紀的歌曲，如法國傳說的《特裡斯坦》，比瓦格納的《特裡斯坦》更能打動當代法國人的心。十二世紀以來，法國花壇上不斷開放的思想之花，雖然萬紫千紅，到底都是同根生的，和周圍的野草閑花大不相同。

　　克裡斯托夫太不瞭解法國，抓不住它萬變不離其宗的本質。這五彩繽紛的景色給他最深刻的印象卻是土地的支離破碎。正如奧利維說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園地；每塊地都用各種各樣的圍牆、籬笆、柵欄隔開了。在兩塊地之間，最多不過有一小塊公共的草地或一片小樹林，或者是河這邊的人不得不比河那邊的人住得近一點而已。每個人都閉門關在自己的園子裡，這種每個人都唯恐會失掉的個人主義——雖然他們做了幾百年的鄰居——看來不但沒有減輕，反倒比以前更嚴重了。克裡斯托夫不禁這樣想：「他們多孤獨啊！」

　　從孤獨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什麼比克裡斯托夫和奧利維住的房子更典型的了。這是一個社會的縮影，一個小小的法國，人都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但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聯繫。一所五層樓的老房子，搖搖晃晃，歪歪斜斜，地板咯吱咯吱，天花板蛀洞累累。雨會打進克裡斯托夫和奧利維住的頂樓；他們不得不請人來補漏。克裡斯托夫聽見工人在他頭上一邊修補，一邊談話。有一個修漏匠叫他們又好氣，又好笑；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語，又笑又唱，說些廢話，吹著口哨，一邊補漏，一邊和自己談天；要不說出他在幹什麼，他什麼事也幹不成：「還得再敲一個釘子。我的工具到哪裡去了？我敲了一個釘子。我敲了兩個。還得再敲一下。得了！老夥計，行了吧……」

　　克裡斯托夫彈琴的時候，那個補漏匠靜聽了一會兒，然後口哨吹得更響了；一聽得來勁兒，他就用重錘在屋頂上打拍子，氣得克裡斯托夫爬上交椅，把頭伸出天窗，想要罵他，但一見他騎在屋脊上，滿臉快活的神氣，滿嘴的釘子，不由得笑了起來。工人也跟著笑了。克裡斯托夫忘了自己的怨氣，反倒隨便和他談天。最後，他想起了自己為什麼把頭伸到窗外，就問：「喂！我說，我彈琴不妨礙你吧？」

　　補漏匠說不礙事，但求他不要彈慢板，因為他跟著音樂拍子工作，拍子一慢，工作也慢了。他們分手的時候成了朋友。在短短的一刻鐘之內，他們談的話比克裡斯托夫在六個月裡和鄰居談的話都更多。

　　每層樓有兩套房間，一套有三間房子，一套只有兩間。沒有用人住的下房，每家都是自己幹家務，只有底層和一樓的房客除外，他們一家住了兩套房子。

　　在五樓，和克裡斯托夫和奧利維同住一層的鄰居是高乃依神父，大約四十歲，很有學問，思想開放，胸懷開闊，原來在一個大修道院講解《聖經》，近來因為思想太新，受到羅馬譴責。他接受了批評，但是心裡並不認輸，只是一言不發，也不公開論戰，免得滿城風雨，寧可忍辱負重，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克裡斯托夫不能理解這種聽天由命的反抗方法。他要找神父談話，但神父客客氣氣、冷冷淡淡，閉口不談真心話，只是咬緊牙關，忍氣吞聲，來維護自己的尊嚴。

　　在下一層，就是兩個朋友那套房子下面，住著艾利·艾斯白潔一家：丈夫是工程師，妻子生了兩個女兒，大的十歲，小的七歲，都是高尚的人，給人好感，老是閉門謝客，尤其因為經濟不寬裕，不好意思見人。妻子年輕，勇敢地承擔了家務，累得要命，她並不怕，再累一倍也不在乎，但是她怕人家知道他們的家境，這種心情又是克裡斯托夫難以理解的。他們是新教徒，是法國東部人。幾年以前，他們兩人捲入了狂風暴雨似的橫掃全國的德萊弗斯案件；他們為了這個案子，就像成千上萬法國人一樣，七年來熱情奔放，如醉如狂，幾乎神魂顛倒了。他們犧牲了休息時間、經濟地位、社會關係，甚至不惜和最親密的朋友決裂，差不多連身體都搞垮了。

　　有幾個月，他們吃不下，睡不著，抓住翻來覆去討論過的題目，爭個沒完沒了，就像發了神經病似的；雖然他們膽小，怕鬧笑話，還是一樣參加遊行，在大會上發言；回到家裡，他們精神恍惚，心驚肉跳；到了夜晚，兩個人都一起哭了。他們全心全意投入戰鬥，消耗了這麼大的勁頭，這麼多的熱情，等到取得了勝利之後，他們已經打不起勁頭來歡欣鼓舞；他們覺得筋疲力盡，空空如也，幾乎連生活的力氣都沒有了。

　　大家原來的希望那麼高，犧牲的熱情那麼純，取得的勝利比起當初的夢想來簡直顯得微不足道。他們心地如此單純，似乎只容得下一條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們的妥協，使他們覺得痛苦失望。他們本來以為他們的戰友都是為了正義而慷慨激昂地進行戰鬥的——哪裡知道敵人一打倒，他們立刻爭奪名位，踐踏正義，現在輪到他們了！……只有少數人不忠於他們的信仰，他們窮苦、孤立，為黨派所拋棄，也拋棄了黨派。他們默默無聞，與世隔絕，悶悶不樂，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厭惡人類，厭倦生活。艾斯白潔工程師和他的妻子就是這一類勝利的失敗者。

　　他們在樓裡不聲不響，像生了恐懼病似的怕打攪鄰居，尤其是因為他們給鄰居打攪怕了，卻又不願訴苦，唯恐丟了面子。克裡斯托夫可憐他們的兩個小女兒，她們勁頭一來，就高興得要叫，要跳，要笑，但是時時刻刻受到壓制。他們很疼孩子，只要在樓梯口碰到她們，總要表示親熱。女孩子一開始有點害羞，不久就和克裡斯托夫搞熟了，他總有笑話給她們講，總有糖果給她們吃；她們對父母談到他；父母開頭卻把他的好心當作壞意，尤其厭惡他的鋼琴太響，樓上東西搬來搬去，鬧得鬼神不安——因為克裡斯托夫在房間裡悶得慌，就像關在籠子裡的熊一樣轉來轉去——後來見他襟懷坦白，沒有壞心眼兒，也就對他有了好感。不過他們談話還是不容易談得攏。

　　克裡斯托夫有點粗魯的神氣，有時會使艾利·艾斯白潔嚇一跳。工程師總要有所保留，對人總要保持一段距離，但沒有用，這個年輕人脾氣好，性子急，瞪大了兩隻親熱的眼睛瞧著他，他能怎麼辦呢？克裡斯托夫東一句、西一句，也能從鄰居嘴裡挖出真心話來。艾斯白潔興趣廣泛，勇氣也有，只是無動於衷，鬱鬱寡歡，聽天由命。他能不失尊嚴，忍受艱苦的生活，但是不肯改變現實。他的行為仿佛是要說明他悲觀得有道理。有人請他去巴西經營一個企業，有利可圖；但是他謝絕了，怕那邊的氣候不好，會有害於家裡人的健康。

　　「那就把他們留下好了，」克裡斯托夫出主意說，「你一個人去，不是可以掙錢養家嗎？」

　　「把他們留下！」工程師叫道，「那只是沒有孩子的人才想得出來的主意。」

　　「即使我有孩子，我也會這樣想。」

　　「那怎麼行！那怎麼行！……再說，還得遠離家鄉！……那可不成。我還是寧願在這裡受罪。」

　　克裡斯托夫覺得難以理解的是：這樣在一起拮据度日怎麼可以算是愛家鄉、愛家人。奧利維卻能理解。

　　「你想想看，」他說，「何必遠離親人，冒著死在外國的危險呢？世上沒有什麼事比這更可怕的了。再說，還不知道有幾年好活，犯得著這樣折磨自己嗎？……」

　　「為什麼一定要想到死呢？」克裡斯托夫聳聳肩膀說，「即使要死，那為爭取親人的幸福而死，不是比麻木不仁、自生自滅好得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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