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世界名著 > 約翰·克裡斯托夫 | 上頁 下頁
二一五


  他們會拋棄他,幸災樂禍,看著他一個人受苦受難,被敵人折磨得心碎腸斷,向教會的弟兄呼救而無人答應,雖然他是為弟兄們的信仰而犧牲的。今天的天主教有股死氣沉沉的力量可以送人的命。他們寧可原諒敵人,也不原諒要使教會起死回生的教友……可憐的克裡斯托夫,如果沒有這一小批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猶太人,我們這些生而自由的天主教徒怎麼辦?能做什麼事?在今天的歐洲,做好事和做壞事的活躍分子首先是猶太人。他們隨意撒播思想的花粉。難道你最凶的敵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猶太人嗎?」

  「你說得對,」克裡斯托夫說,「他們鼓勵過我,支持過我,在鬥爭中說過打氣的話,表示他們瞭解我。當然,這些朋友很少能堅持到底的:他們的友誼不過是一堆燃燒的乾草。那有什麼關係?在黑夜裡,有這短暫的火光就算不錯了。你說得對:不能忘了他們!」

  「尤其是不能做蠢事,」奧利維說,「不能傷害我們病態的文明,不能剪掉有生氣的樹枝。如果不幸把猶太人趕出了歐洲,那就會削弱歐洲的智慧,減少我們的行動,甚至會有徹底崩潰的危險。特別是在我們法國生命力不強的情況下,把他們趕走等於是民族失血,造成的損害會超過十七世紀把新教徒趕走——目前,他們占的地位可能和他們的真正價值太不相稱。他們利用了今天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混亂,由於他們的天性,由於他們善於渾水摸魚,他們甚至助長了混亂的局面。像莫克這樣最好的猶太人,也不該真心誠意地把法國的命運和他們猶太人的夢想混為一談,那對我們沒有好處,反倒有危險。我們不能怪他們想照他們的面目來塑造法國,因為他們是愛法國的。

  「如果他們的愛對我們不利,那我們只好維護自己,請他們各歸原位,而在我們這裡,他們只能是占第二位的。我並不認為他們的種族不如我們的種族——種族優越感的問題是荒唐的,討厭的——但是我們不能承認一個沒有和我們同化的異族,居然認為比我們還更瞭解我們的需要。他們覺得住在法國很好,那我也很高興;但他們不應該夢想把法國變成一個猶太國!一個明智而有力的政府如果能使猶太人安於其位,那就會使他們成為最有用的工具,來共同建立法蘭西的偉大;政府為他們服務,就像為我們服務一樣。這些神經質的猶太遊民非常好動,需要法律來使他們安靜,需要一個毫不手軟但是公正的主子來管理他們。猶太人好比婦女:聽話時好極了;如果當家做主,那對男人女人都是壞事;男人服女人管,那就要鬧笑話。」

  雖然克裡斯托夫和奧利維彼此之間的友愛使他們直覺感到互相交了心,但雙方身上還是有些東西不為對方所瞭解,甚至會使對方反感的。初交朋友時,每個人都求同存異所以只見雙方之同,不見對方之異。但是時間一長,兩個種族不同的面目就顯現出來了。他們有些小摩擦,那是好朋友之間也難免的。

  等到出現誤解的時候,雙方就莫名其妙了。奧利維的精神是信心、自由、熱情、譏諷、普遍懷疑的混合體,克裡斯托夫卻抓不住他性格的公式。而奧利維呢,他對克裡斯托夫不懂人的心理也感到惱火;他那世家舊族的高貴派頭,對這個有勇無謀、混成一片、不會分析、自欺欺人的簡單頭腦,不免一笑置之。克裡斯托夫不能控制感情,喜怒哀樂形於言表,有時使奧利維受不了,甚至覺得有點好笑。更不用說德國人對武力的崇拜,對拳頭哲學的信仰,實在沒有理由要奧利維和法國人甘拜下風。

  克裡斯托夫也受不了奧利維的譏諷,往往會氣得冒火;他覺得奧利維喜歡推理已經成了癖好,喜歡沒完沒了的分析,仿佛思想沒有絕對是非問題,在一個像奧利維這樣熱愛精神純潔的人,這實在令人驚訝。其實,這種觀點的根源正是思想上兼容並包,因為他厭惡全盤否定,喜歡看到相反的觀點並存。奧利維看問題的觀點可以說是歷史的、全面的;他需要全面瞭解,所以既看到正面,也看到反面;如果人家從正面看,他就從反面看,如果人家支持反面,他就支持正面;結果他自己也陷入了矛盾。當然,他更把克裡斯托夫搞糊塗了。然而,他並不是有意唱對臺戲,也不是喜歡說反話;而是迫切需要公道,需要合情合理;他最反感的是愚昧地堅持成見;那非反對不可。

  克裡斯托夫批評不道德的行為和人物,方式生硬,往往誇大事實,使奧利維感到不快,他雖然也是一塊純鋼,但不是那麼不屈不撓,而是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引誘、感染、侵襲。他反對克裡斯托夫誇大其詞,但他反對時也一樣誇張。這股拗勁使他每天支持他朋友的對頭。克裡斯托夫惱火了,怪奧利維詭辯,寬容壞人。奧利維只微微一笑,他知道自己的寬容並不是建築在幻想的基礎上;他知道克裡斯托夫相信的東西比他多,接受的程度比他深!但克裡斯托夫從不東張西望,只是一直向前沖,好像一頭野豬。他特別不喜歡巴黎人的「好心」。

  「他們揚揚得意地『原諒』壞人的最大理由,」他說,「就是壞人做壞事是相當不快活的,或者說壞事不能由壞人負責……首先,說做壞事的壞人是不快活的,這可不對。那是把舞臺上的道德觀念搬到生活中來了,那是荒唐的鬧劇,盲目的樂觀,就像史克裡勃和加波心滿意足地搬上舞臺的那樣——史克裡勃和加波是你們巴黎的偉人,是無愧於你們中產階級社會的藝術家,因為你們的社會尋歡作樂,假冒偽善,幼稚無知,又太膽小,不敢正面看自己的醜惡——一個壞人很可能過得快活。甚至可能比好人更快活。至於說不能由壞人負責,那更是豈有此理。要有勇氣承認自然是不在乎人好人壞的,犯罪的壞人可能完全健康,這簡直是自然在惡意搗亂了。道德不是天生的,是人工的產物,要人來保護。人類社會是由少數堅強而偉大的人物建立的。他們有責任不讓有狼子野心的狗東西來破壞他們的英雄業績。」

  其實,這種思想和奧利維的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奧利維的內心有一種要搞平衡的本能,所以一聽到挑戰的話,他就感到要用懷疑的態度來應戰。

  「不要激動,朋友,」他對克裡斯托夫說,「讓世界變壞吧。像《十日談》中那些逃難的男女青年一樣,當松柏滿山、玫瑰遍野的佛羅倫薩正在受到黑死病的侵襲時,讓我們安靜地呼吸思想樂園的芳香吧。」

  他自得其樂地整天分析藝術、科學、思想,拆下零件,想要發現機器的秘密;結果成了一個懷疑主義者,認為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思想的虛構,都是空中的樓臺,甚至比幾何圖形還更空虛,因為幾何還可以滿足思想上的需要。於是,克裡斯托夫氣得說:「機器走得很好,為什麼要拆散?你會把它搞得亂七八糟的。你已經搞得夠壞了,以後呢?你想證明什麼?證明什麼都不存在?天啦!這我知道。正是因為我們到處感到空虛,所以我才鬥爭。什麼都不存在?……我就在活動。那些喜歡死亡的人,讓他們去死,悉聽尊便!我呢,我活著,我要活。天平的一邊是生命,另外一邊是思想……讓思想見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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