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23)_羅曼·羅蘭

二二三

　　克裡斯托夫老實不客氣說他的音樂作品糟透了，當夏勃朗吹口琴糟蹋海頓的行板時，他氣得高聲大叫起來。這反倒征服了少校。從此以後，他們常在一起談天，但再也不談音樂了。克裡斯托夫對少校胡說八道談論音樂不感興趣，他還是寧願聽他談軍事問題。少校正巴不得；音樂對這個不走運的軍官而言，只是不得已的消遣；其實，他心裡很苦惱。

　　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談起在非洲打仗的故事。規模空前的冒險行動，簡直比得上皮查爾征服秘魯，柯特斯征服墨西哥！克裡斯托夫目瞪口呆地聽他講驚天動地、野蠻殘酷的史詩，講得栩栩如生，真是聞所未聞，就連法國人自己也茫然無知；他講到二十年來，一小批法國侵略軍如何英勇戰鬥，足智多謀，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在黑非洲的茫茫大地上，受到黑人軍隊的包圍，往往彈盡糧竭，他們違反了擔驚受怕的公眾輿論和政府意願，不顧法國的反對，卻為法國掠奪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比本土還大的帝國。

　　這種行動冒出了強烈的歡樂氣息和血腥氣味，在克裡斯托夫眼前，湧現了一批現代雇傭兵的形象，一批膽大妄為的冒險家，這是今天的法國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今天的法國承認了都會臉紅的，於是，只好難為情地在他們的臉上遮了一塊面紗。少校談起這些往事來膽大臉厚，興高采烈，從聲音裡可以聽出他是多麼快活——（說也奇怪，他在敘述歷史的時候，卻穿插了一些精確的地質描寫）他眉飛色舞地談到大型圍剿，無情地追捕土人，或被土人追捕，進行生死的鬥爭——克裡斯托夫聽著，瞧著，他憐憫人這種高級動物怎麼會進行自相殘殺的荒唐遊戲。他懷疑人怎麼會無可奈何地接受這種命運。於是，他問少校。少校心裡有氣，開始似乎不太願對外國人講。但法國人管不住自己的舌頭，尤其是在互相指責的時候。

　　「在今天的軍隊裡，」他說，「你叫我有什麼事可幹？他們的水兵搞文學，步兵搞社會學，他們什麼都搞，就是不打仗。他們甚至不準備作戰，他們只準備不作戰；他們研究戰爭的哲學……戰爭的哲學！這等於是驢子挨了打，再去考慮明天還要挨多少鞭子！真是胡說八道，磨嘴皮子。不行，我可不來這一套。還不如回家去編我的輪唱曲呢！」

　　他怕難為情，沒有說出他最大的痛苦來：告密的人在軍官內部散佈相互之間的猜疑，對不學無識、專做壞事、驕橫跋扈的政客不得不俯首聽命，軍隊不得不忍辱負重，去幹警察特務卑鄙齷齪的低級勾當，去清查教會的產業，去鎮壓罷工的工人，去服務於執政黨的利益，做他們泄私憤的工具，為這些反教會的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而與全國大多數人作對。這個在非洲打過仗的老軍官還厭惡殖民地的新軍，他們大部分是從下層社會招募來的，因為中上階層的人都自私自利，拒絕參加保衛「大法蘭西」的光榮任務，也不願承擔為海外殖民地而戰鬥的風險……

　　克裡斯托夫不必捲入法國人內部的爭論，這和他沒有關係；但是他同情這個老軍官。不管他對戰爭有什麼看法，他總認為軍隊裡出來的人應該是兵士，就像蘋果樹該結蘋果一樣，如果把政客、藝術家、社會學家移植進去，那就是反常了。不過他不明白這個精力旺盛的軍官為什麼要讓位於人。不和敵人戰鬥，就成了自己的敵人。法國人喜歡與世無爭，把退讓當作美德——更使克裡斯托夫感動的，連軍官的女兒也是如此。

　　她的名字是賽麗納。她有一頭秀髮，細緻地梳成中國式樣，露出了高而圓的額頭和尖尖的耳朵，清瘦的臉頰，好看的下巴，有農村姑娘的風味，一雙漂亮的黑眼睛，聰明，溫柔，信任別人，眼睛有點近視，鼻子稍微大了一點，上嘴角有一顆小痣，靜悄悄的微笑使她有點肥大的下嘴唇噘了起來，伸了出去，顯得隨和，可愛。她人好，活潑，有趣，但一點也不好奇。她不太讀書，不瞭解新的出版物，從來不看戲，從來不旅遊——父親從前走南闖北，已經走累了——不參加社會上的慈善事業（父親對此不感興趣）——不想學習研究（父親老拿才女開玩笑）——不大離開她那一方小花園，總是關在四堵高牆之內，仿佛坐井觀天一樣。她並不太煩悶。她有什麼事就做什麼事，聽天由命，也沒有什麼脾氣。

　　在她身上，在她周圍，彌漫著夏登畫上的氣氛（女人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會不知不覺地創造一種氣氛），一種暖洋洋、靜悄悄，對日常工作聚精會神的面孔和態度創造的安靜氣氛——雖然有點麻木——但還富有日常秩序的詩意，對習以為常的生活，對不出意外的思想，對按部就班的行動，都感到一種詩意。這種思想行動含情脈脈，深入人心，顯得一樣可愛。這種中產階級好人平凡而安靜的生活，心安理得，老老實實，真心誠意，平靜的工作，平靜的樂趣，然而都有詩意。她們健康，高尚，精神和肉體都純潔，聞得出麵包和香草的芬芳，正直和善良的氣味。她們做人做事都很平靜，像古老的房屋、微笑的心靈一樣平靜。

　　克裡斯托夫對人親切，信任別人，也得到了她的信任，成了她的好朋友；他們談起話來，無拘無束；結果隨便他提出什麼問題，她都願意回答，連她自己都覺得意外；她甚至對他談了一些沒對別人談過的話。

　　「那是因為，」克裡斯托夫解釋說，「你沒有怕我的理由。我們沒有談情說愛的危險，因為我們的友情太深了，不會有愛情的。」

　　「你多好啊！」她笑著答道。

　　她的天性和克裡斯托夫的一樣沒有變質，不喜歡把友情轉變成愛情，不像那種感情曖昧，逢場作戲的人。他們兩個只是好朋友。

　　有一天他問她，某個下午他看見她坐在花園的長凳上，活計放在膝頭卻沒有碰一下，只是一動不動地待了幾個鐘頭，那是幹什麼呀？她臉紅了，說是哪有幾個鐘頭，不過是幾分鐘罷了，而且是斷斷續續的，那是在「講故事」——「自己給自己講故事。」

　　「你給自己講故事？噢，講給我聽聽！」

　　她說他太愛管閒事了。她只能告訴他，故事是她編的，但並不講她自己。

　　他說怪了：「既然要花那麼些時間講故事，為什麼不給自己的故事添枝加葉？為什麼不講夢中更幸福的生活？」

　　「我不能夠，」她說，「要是講了，我會失望的。」

　　她又臉紅了，因為洩漏了一點內心的秘密。接著她又說：「其實，在花園裡只要吹到一陣風，我就很快活了。在我看來，花園好像有了生命。如果風很狂烈，是從遠方吹來的，那會說出多少故事啊！」

　　雖然她說話有保留，克裡斯托夫還是看出了她內心的苦悶，其實，她自己也知道：她的好脾氣和徒勞無益的活動，並不能掩蓋她的空虛。為什麼不擺脫煩惱呢？難道她不配過一種積極有用的生活嗎？——她藉口說是父女情深，不忍心離開他。克裡斯托夫說軍官精力充沛，用不著她照顧，又說像她父親這樣的人完全可以獨立生活，沒有權利犧牲女兒，但說也沒有用。她反過來為父親辯護，自欺欺人地說並不是父親勉強她留下來，而是她捨不得離開他——在某種程度上，她說的是實話。對她，對她父親，對她周圍的人，似乎一切都該永遠不變，維持現狀。她有一個結了婚的哥哥，認為她理所當然應該代替他侍候父親。他自己卻只照顧自己的孩子。他疼愛他們，不容別人干預，也不容許孩子自作主張。

　　這種感情對他說來，尤其是對他的妻子，簡直成了心甘情願壓在身上，限制行動的鎖鏈；人家會說：一個人有了孩子以後，個人的生活就到了終點，應該永遠放棄個人的發展；這個活躍、聰明、還年輕的男人，已經在計算需要工作多少年就可退休了——這些年富力強的人讓家庭感情把志氣消磨得乾乾淨淨，而在法國，這種感情根深蒂固，壓得人出不了氣。壓力顯得特別大，因為法國家庭已經縮小到了最低限度：只有父母和一兩個子女。感情也縮小了，戰戰兢兢，畏畏縮縮，就像一個守財奴緊緊抓住手裡的黃金。

　　一件偶然的事使克裡斯托夫對賽麗納更感興趣，並且使他看出了法國人的感情收縮得多麼厲害，他們甚至害怕生活，不敢佔有屬於自己分內的東西。

　　艾斯白潔工程師有一個弟弟，比他小十歲，也是個工程師。他是單身漢，法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單身漢並不少，他們都對藝術很感興趣，想搞藝術，又怕會失掉中產階級的地位。說句實話，這並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今天，多數藝術家的問題都解決了，並沒有冒什麼風險。然而，總得想要解決問題才行，但這一點點小得可憐的努力，卻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做出的；他們不敢肯定他們是否真想解決問題；隨著他們中產階級的地位越來越穩固，他們就更不反對現狀，不聲不響地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了。這不能怪他們，做一個安分守己的中產階級總比做一個蹩腳的藝術家更好。然而，沒有當上藝術家的失望情緒總會在他們心中留下不滿的痕跡，自以為是藝術界的大損失，這種不滿勉勉強強可以用所謂的哲學態度來掩蓋，但總是隱隱約約糟蹋了他們的生活，一直要等到日積月累，新愁取代了舊恨才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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