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72)_羅曼·羅蘭

二七二

　　只要思想停留在資產階級的書本中，那就等於死了，好像博物館中的展覽品，玻璃櫃中緊緊包紮的木乃伊，根本沒有人看。但一旦思想掌握了人民群眾，成了群眾的思想，群眾再加上狂熱的現實，使思想變形，生氣勃勃，又給抽象的理由吹入虛幻的希望，就像伊斯蘭教元年吹起的熱風一樣。思想傳播得越來越快。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卻不知道思想是什麼人帶來，是怎樣帶來的。什麼人的問題並不重要。精神上的傳染病繼續擴展；很可能是思想狹隘的人把病傳給了開明人士。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成了攜帶病毒的媒體。

　　思想傳染的現象是各個時代、各個國家都有的；即使是貴族國家千方百計要維持階級統治，也封鎖不了。而在民主國家更以雷霆萬鈞之力衝破一切障礙，何況在精英與群眾之間本來就沒有安全的壁壘。精英立刻受到了感染。雖然他們自高自大，聰明過人，但也抵抗不了病毒，因為他們實際上比想像的要脆弱得多。智慧是一個小島，受到人潮的侵襲、消耗，被淹沒了。要等人潮退後，智慧才會重新出現——大家佩服法國大革命後，特權階級在八月四日夜裡放棄了特權。

　　其實，最可佩服的，是他們在迫不得已時，會做迫不得已的事。我可以想像得到，他們不少人回府之後會說：「我幹了什麼蠢事啦？我是喝醉了吧……」好一個醉字！值得讚美的好酒和產酒的葡萄園！但用血液來灌醉古老的法國特權階級的葡萄並不是他們栽種的。酒釀好了，只等人去喝。喝了就胡說八道。不喝的人只要聞到酒香也會暈頭轉向。這是大革命的收穫！……1789年的陳酒，現在的家庭酒窖中剩不下幾瓶了，即使有剩也走了味；但我們的子孫會記住他們的祖先卻曾喝得頭昏腦漲。

　　奧利維這一代年輕的中產階級喝的是一樣的烈酒，但是更苦。他們把他們的階級作祭品獻給新的上帝。陌生的上帝——那就是平民。

　　當然，他們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樣真誠。很多人只想找機會出人頭地，他們假裝瞧不起本階級。多數人把群眾運動當作精神上的消遣，練習口才的機會，態度並不十分認真。以為自己信仰一種主義並且為之奮鬥，或者將要奮鬥——至少是有可能奮鬥，那也是種樂趣。甚至覺得為之冒險也不壞。那會引起戲劇性的激情。

　　這種激情如果不夾雜著私心雜念、個人利害打算的話，倒也無可厚非——但有些工於心計的人卻是另有所圖的；群眾運動對他們說來是往上爬的手段。就像北歐的海盜一樣，他們利用漲潮時把船開進內陸，打算深入港灣，在退潮時就攻城略地。河道很窄，潮水漲落不定，非有過硬功夫不可。但兩三代的宣傳教育已經培養了一批熟悉本行的海盜。他們膽大妄為，對於沉船甚至不屑一顧。

　　這種海盜每個黨派都有，謝天謝地，任何一個黨派都可以不承擔責任。但是這些冒險家引起了忠實信徒的厭惡，使某些人對本階級感到絕望。奧利維見到一些有錢的中產階級知識青年，都感到本階級在沒落，自己卻無能為力。他只傾向於同情他們。他先以為精英能改造群眾，在建立了一些平民大學，花了很多時間與金錢之後，他們證實他們的努力失敗了；他們原來是希望太高，所以他們的失望也太大。人民群眾並沒有響應他們的號召，反而溜之大吉。群眾即使來，也把一切都看錯了，只學到中產階級文化的缺點。

　　最後，不止一個壞蛋混進了中產階級的宣傳隊伍，使他們信用掃地，一舉兩得，破壞了平民和中產階級。於是，在老實人看來，中產階級罪大惡極，只會腐蝕平民，所以平民無論如何也要擺脫他們，自己走自己的路。因此，中產階級不可能採取任何行動，只能宣佈這個運動不需要他們參加，甚至反對他們。有些人覺得不參加是一種樂趣，因為這樣捨己為人培養了對人類深刻的、無私的同情。愛人吧！獻身吧！年輕人有的是本錢，可以不要報酬，不用怕本錢會用光——另外有些人覺得理智上滿足了就很愉快，那是滿足了邏輯上的迫切需要；他們不是為人做出犧牲，而是為了思想。他們不屈不撓，根據邏輯推理，預見了他們階級的最後結局。如果預言錯了，他們會覺得比粉身碎骨還更痛苦。他們沉醉在思想中，會對外人高聲大喊：「打吧！狠狠地打！把我們打個落花流水！」——他們成了暴力革命的理論家。

　　要別人用暴力。因為一般說來，宣傳暴力的使者幾乎總是文弱的書生。有些還是國家的公職人員，談到推翻政府的人卻是勤懇、認真、俯首聽命的工作人員。他們在理論上宣揚暴力，其實，是對他們文弱的體質，受壓迫的辛酸生活進行報復。這尤其表明了他們周圍的風狂雨暴。理論家也像氣象學家一樣，他們用科學術語預報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的天氣。他們是表示風向的風信旗。風標轉動的時候，他們幾乎要以為是風標決定風向了。

　　風向轉了。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新思想很快就用舊了，因為它流行得更快。多少法國共和黨人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內，就不喜歡共和、普選、政治家如醉如狂地爭取到的自由了！從前盲目崇拜多數，盲目樂觀地信任神聖的多數派，期待人類的進步，現在卻吹起了暴力精神的狂風；多數派無能管理自己，貪污腐化，卑鄙齷齪，對人才又害怕又妒忌，懦弱無能，以權壓人，激起了反抗；精力旺盛的少數派——形形色色的少數派——就訴諸武力了。奇特的組合，然而卻是必然的，法蘭西行動党的保王派和法國總工會的工聯主義者居然合作了。

　　巴爾紮克在書中談到當時的那些人「想做貴族做不成，不得已成了共和黨，唯一的目的是發現平起平坐的同代人多半不如自己」……這點樂趣能填滿肚皮嗎？一定要使低級人物有自知之明；為了這個目的，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工人階級或中產階級的精英分子形成的優勢變成權威，強加在壓迫他們的大多數人身上。年輕的知識分子，高傲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因為自尊心受到損傷，或對民主造成的假平等感到痛恨，就成了保王黨或革命黨人。而那些不聯繫實際的理論家，宣揚暴力的哲學家，不過是些高高在上的風信旗，預告暴風雨的焰火。

　　最後，還有一夥尋找靈感的文人——一夥只會寫卻不知道寫什麼的人，就像在奧利斯港口等風起航的希臘水手，不耐煩地等待好風，不管從哪個方向吹來，只要能鼓起帆篷就行——其中有些名人出乎意外地給德萊弗斯事件拉出了舞文弄墨的事業，投入了群眾的集會。他們跟著帶頭人走，由他擺佈，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一夥文人現在關心政治，自以為在管理國事。只要有個藉口，他們就拉幫結派，發表宣言，挽救國家大廈。知識分子也分前鋒、後衛，兩派不分上下，但都認為自己高人一等。那些血管中僥倖有幾滴平民血液的人都引以為榮；他們用筆蘸著血寫文章——大家都是心懷不滿的中產階級，都想恢復中產階級由於自私無可挽救地失去了的權力。難得有個信徒能長期維持信徒的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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