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73)_羅曼·羅蘭

二七三

　　開頭，他們認為事業取得了成績，但那很可能不該歸功於他們的口才。而他們卻私心竊喜。以後，他們繼續努力，成績並不顯著，他們又私下擔憂，唯恐鬧出笑話。時間一長，擔憂越來越重，加上他們自命清高，疑慮重重，對這樣一個難演好的政治角色，自然就厭倦了。他們等待風聲轉變，也要等追隨者轉變，才好打退堂鼓。因此，他們成了風頭和追隨者的雙重奴隸。這些新時代的伏爾泰和約瑟·德·麥特爾寫起文章來雖然大膽，內心卻空虛、猶疑、害怕，只敢摸索前進，唯恐在年輕人面前丟臉，拼命要討他們的好，扮演返老還童的青年。不管他們是革命派還是反革命派，那只是在文字上，其實，他們只會像從前一樣趕大溜。

　　在這種中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裡，奧利維碰到了一個最奇怪的典型，那是一個因為膽小才參加革命的人。

　　出現在他眼前的那個典型人物叫作皮埃爾·卡納。他是個有錢的中產階級，出生在一個封閉性的保守家庭，與新思想完全絕緣；家裡的公職人員因為對當局不滿而被免職，已經出了名，他們是中間派的中產階級，和教會眉來眼去，勾勾搭搭，沒有什麼思想，只會精打細算。他因為無事可做，就和一個有貴族頭銜的女人結了婚。妻子也會打算，並不在他之下，但想得也並不更多。這個狹隘、落後、信教的家庭老是反復回想過去的驕傲與苦悶，結果使他惱火了——尤其是因為他的妻子很醜，使他厭倦。他的智力中等，思想相當開放，有些嚮往自由，但又不太清楚在哪方面；其實，在他那種環境裡是不容易瞭解自由到底是什麼的。

　　他只知道他那裡沒有自由，並且以為只要出去就可找到。他一個人又不認得路。一走出去，他很高興找到了幾個中學時代的朋友，其中有工聯主義的積極分子。在這些人中間，他覺得比在家裡還更格格不入；但他不願承認，他總得要在一個地方生活；可惜找不到和他趣味相投的人（這就是說沒有趣味的人）。其實，上帝知道，這種沒趣味的人法國並不缺少！不過他們不好意思公然亮相，於是，遮遮掩掩，或者塗脂抹粉，塗上一層甚至是幾層流行的政治色彩。

　　通常的情況總是這樣：卡納特別喜歡接近的新朋友，是一個和他完全不同的人，一個猶太醫生。他是個法國人，法國的中產階級，靈魂深處都是法國內地人，偏偏成了一個猶太青年的好朋友，青年名叫瑪奴斯·埃曼，是俄國的流亡分子，像他很多同胞一樣，他天生有雙重的本領：能四海為家，一見如故，又能在任何革命中都如魚得水，遊刃有餘，使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熱心事業，還是遊戲人生。他親身經受的和別人經受的考驗，對他似乎只是一種消遣。

　　他是個真心實意的革命者，但他的科學精神養成了一種習慣，使他把革命黨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看成了精神病患者。他觀察這種病，並且培養病菌。他狂熱的興趣主義和極不穩定的思想使他和互相對立的雙方來往。他在當權派中也有熟人，甚至和警察局有關係；他到處打聽，無孔不入，這種好奇令人不安，結果使多少俄國革命黨人外表上看起來像兩面派，有時還的確會弄假成真。那並不是有意背叛，而是動搖不定，往往是不存心的。多少實際行動的人都把行動當作演戲，他們拿出演員的全副本領，毫無保留，但也隨時準備演另一個角色！對於扮演革命者，瑪奴斯是盡可能演得惟妙惟肖的，因為這一角色最適合他這個天生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適合他喜歡破壞所在國法令的天性。但說到底，這只是一個角色。人家分不清他說的自豪感哪些是真的，哪些出自他的心裁；搞到最後他自己也真假不分了。

　　他聰明而喜歡譏諷，像猶太人和俄國人一樣會細緻地分析心理，善於將心比心，一眼看出別人的弱點，並且巧妙地加以利用，他不費吹灰之力就控制了卡納。他高興把一個侍僕拉到堂吉訶德的隊伍裡來。他可以隨意支配他，左右他的意願，利用他的時間、金錢——不是為了自己（他並不需要，誰也說不出他靠什麼過日子！）而是為他的事業做最連累人的宣傳。卡納隨他擺佈；他盡力說服自己：他和瑪奴斯的想法一致。其實，他明知道事情並不是這樣，瑪奴斯的思想不近情理，使他害怕。他不喜歡平民。再說，他也並不勇敢。這個高高大大的小夥子，肩寬體胖，長著一張娃娃臉，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呼吸急促，說話和氣，喜歡誇大，其實幼稚，胸部挺得像法內茲博物館的大力士塑像，還是一個拳擊運動的好手，卻是一個最膽小的男子漢。他在家人面前以冒充造反派為榮，而在他大膽的朋友面前卻又嚇得暗中發抖。

　　當然，這種膽戰心驚只要是鬧著玩兒的，也並不太礙事。但等到假戲真做時，那就危險了。那些粗人越來越好鬥，他們的野心越來越大；這就使卡納不安了，他到底是一個自私的產業主，感情深深紮根在地產上，像中產階級一樣膽小怕事。他不敢問：「你們要把我帶到哪裡去？」但他偷偷地咒駡那些喜歡打得頭破血流而滿不在乎的人，他們也不在乎是否同時會扭斷別人的脖子——誰勉強他跟他們走的呢？他不是可以自由脫離那一夥人嗎？但他缺乏勇氣。他怕孤單，他像一個小孩走路落在大人後面就哭起來了。他像很多人一樣，沒有自己的主見，只是不支持過火的看法；但要獨立，一定要經得起孤單的考驗；但有幾個人經得住呢？即使看得最清楚的人中間，又有幾個膽敢力排眾議，擺脫壓在同代人頭上的偏見呢？那等於是在自己和別人之間築起一道城牆，一邊是沙漠中的自由；另一邊是廣大的群眾。

　　大家不會猶豫的；他們寧願像羊一樣擠在人群裡。氣味雖然不好，但是擠得暖和。於是，他們假裝在想他們並沒有想的問題。這對他們並不太難，因為他們並不太知道自己在想什麼！……「要有自知之明！」……他們怎能做到？因為他們幾乎沒有「自我」！在一切集體的信仰中，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社會信仰，真正信仰的人太少，因為真正的人太少。信仰是一種英雄才有的力量；信仰之火只能點著幾個人間的火把；而火光往往還搖搖晃晃。信徒、先知、耶穌，都曾有過懷疑。其餘的人更不過是迴光返照——除了靈魂乾枯的時刻，大火把上掉下來星星之火才會燎原；然後，大火就熄滅了，只看得見灰燼中的炭火閃爍發光。難得有幾百個基督徒是真正信仰基督的。其他的人只是相信自己有信仰，或者想要信仰。

　　很多革命者也是如此。老實的卡納願意相信他是革命者，他就真相信了。他的膽大妄為使他自己嚇了一跳。

　　這些中產階級都依附不同的原則：有的靠感情，有的靠理智，有的為了利益；有些人思想上依靠的是《福音書》，有些是柏格森，或者是卡爾·馬克思、蒲魯東、約瑟·德·麥特爾、尼采，或者是喬治·索雷爾。有些革命者趕時髦，或冒充進步；有些為了撒野；有些需要行動；有些只是盲從，跟著人走。但大家都隨風飄蕩。遠遠看來，只見白色的大路上煙塵四起，這預示著暴風雨即將來臨。

　　奧利維和克裡斯托夫看著風吹過來。他們兩個人眼力都好。但他們的看法不同。奧利維看得很清楚，能進入別人內心的深處，對他們的平庸感到悲哀；但他也能隱約看到在後臺支持他們的力量；事情的悲劇性給他的印象更深刻。克裡斯托夫卻對事物的喜劇性更敏感。他感興趣的是人，而不是思想觀念。他譏笑空想的社會主義。他生性喜歡作對，本能地反對流行的病態的人道主義，表現得比實際上更自私；一個自力更生的人，一個踏踏實實的成功者，因體力和意志力而感到自豪，總有一點傾向把力量不如他的人看成是無所事事。他窮苦而孤獨，既然他能取得勝利，為什麼別人不照樣做呢！……社會問題！什麼問題？不就是窮苦嗎？

　　「我很瞭解，」他說，「我的父親、母親，還有我自己都經歷過窮苦。只要走出來就行了。」

　　「並不是每個人都走得出來，」奧利維說，「有生病的，有運氣不好的。」

　　「應該幫助他們，那很簡單。但像現在這樣說他們的好話，那就走得太遠了。不久以前，大家都說強者有特權，很可惡。說句老實話，我不曉得弱者的特權是不是更可惡，它搞亂了今天的思想，專橫地對待強者，剝削強者。人家會以為病弱、窮苦、不聰明、受壓迫，現在反倒成了優點——而堅強、健康、勝利卻是缺點。最可笑的，是強者帶頭相信這些……我的好朋友奧利維，這是不是一個喜劇的好主題？」

　　「我寧可讓別人笑我，不願讓別人哭。」

　　「好朋友！」克裡斯托夫說，「天啦！有誰反對你嗎？我一看見駝背，自己的背也要駝起來了。我們是在演喜劇，不會寫喜劇。」

　　克裡斯托夫不肯上當，不肯空想什麼社會公正。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樣通情達理，相信過去怎樣，將來還是怎樣。

　　「要是人家談藝術時也這樣說，你恐怕要叫起來吧！」奧利維指出來。

　　「也許會。說來說去，我只懂得藝術。你也一樣。我不信任那些誇誇其談說外行話的人。」

　　奧利維也不信任。兩個好朋友甚至有點過分不信任了：他們總是待在政治圈外。奧利維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選舉；十年來，他甚至沒有去區政府領選民證。

　　「為什麼要去，」他說，「參加演出明知是毫無意義的喜劇？選舉嗎？選什麼人？候選人對我都是陌生的，我不知道哪一個好一點兒，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不管是誰當選，第二天都會說話不算數。監督他們嗎？督促他們盡忠職守嗎？我花一輩子工夫也做不到。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不會誇誇其談，死不要臉，狠下心來去做討厭的事。最好還是不要插手。我同意受苦受難。至少，造成苦難沒我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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