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74)_羅曼·羅蘭

二七四

　　但是這個人雖然看得非常清楚，並且厭惡政治行動所需要的正常手段，卻對革命存有幻想。他明知是幻想，偏偏卻丟不開。這是他這個民族令人難以理解的神秘感。一個人不能毫無報償地屬於西方的一個偉大民族，這個民族先破後立，立後又破——跟思想、跟生命賭博，經常破舊立新，不惜以鮮血為賭注。

　　克裡斯托夫沒有這種世代相傳的救世主義精神。他身上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太濃了，欣賞不了革命的觀念。他認為人是不能改造世界的。多少空論，多少空話，多少毫無用處的誇誇其談！

　　「我不需要發動革命，」他說，「——或者空談革命——才能證明我有力量。我尤其不需要像那些膽大的年輕人一樣推翻國家來恢復王權，或者建立什麼救國委員會來保衛我。這真是個怪念頭！證明自己有力量嗎？我會保衛自己。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我喜歡必要的秩序，我尊重支配宇宙的規律。但在我和規律之間，用不著中間人。我的意志會下命令，也會服從。你們一開口就談你們的古典文學，為什麼不記得你們古典作家高乃依說的話：『我一個人已經夠了！』你們希望有個主子，就是在掩蓋奴才的弱點。力量好像光明，只有瞎子才看不見！有力不在多言，不在高談闊論，不在逞強施暴，就像草木向陽一樣，只要你有力量，所有弱者的心靈都會轉過來向著你……」

　　他雖然說不能浪費時間去討論政治，其實，他並不像表面上那樣不問政治。作為藝術家，他為社會苦難而感到痛苦。在他暫時缺乏熱情的時候，他也會向周圍看看，問自己在為誰作曲。看到那些支持現代藝術的可憐蟲，那些疲憊不堪的精英分子，那些中產階級的業餘愛好者，他不由得不想：「為這些人工作有什麼好處？」

　　其實，並不是沒有出色的人才，既有文化修養，又對藝術敏感，甚至並不是不能欣賞新生的或古老的——新老都是一樣——高雅情操。但他們厭倦了，人太聰明，生命力卻不足，不相信藝術的真實性；他們只對娛樂發生興趣——無論是音響或思想構成的娛樂；他們多半俗事纏身，習慣於忙這忙那，其實，沒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的」。他們幾乎不可能深入到藝術的核心；藝術對他們說來沒有血肉，只是文字。

　　他們的評論家建立了一套狹隘的理論，說明他們不可能走出業餘愛好的圈子。偶爾有人能同藝術的和聲發生共鳴，他們又受不了，他們已經脫離了人生的正軌。不是神經病就是癱瘓症。藝術到這個病院裡來能做什麼呢？——然而，在現代社會裡，不可能沒有這些病態的人，因為他們有金錢和報館；只有他們才能保證藝術家的生活。因此，藝術家不得不委曲求存，自願供人消遣取樂——不是消愁解悶，就是增加新愁——在世俗的晚會上，在一些冒充高雅的聽眾和不勝厭倦的知識分子當中，不得不獻出他震動心弦的藝術，吐露內心秘密的音樂來。

　　克裡斯托夫要找真正的聽眾，那些相信藝術的情操就像生活中的情感一樣，能用純潔的心靈來感受的群眾。他模模糊糊地受到一個未來的新世界——平民大眾——的吸引。童年的往事，對高弗烈特舅舅和窮人的回憶，向他顯示了深刻的內心生活，和他分享了音樂的神聖糧食，使他相信他真正的朋友是這方面的人。就像其他天真的青年一樣，他對人民的藝術，人民的音樂和戲劇抱有很大希望，但對人民，他並下不了定義。他期待革命有可能更新藝術，自認對社會運動感興趣的就只有這一點。他這是在欺騙自己：他的生命力太充沛了，怎能不受吸引去參加當時最有生命力的行動？

　　在這些人當中，他最不感興趣的是中產階級的理論家。這些樹上結出來的果子往往是乾巴巴的：生命的液汁都凝固成思想了。這些思想是克裡斯托夫搞不清楚的。即使是他自己的思想，如果僵化成了一套理論，他也並不喜歡。他瞧不起支持強者或弱者的理論家，自己只和和氣氣地置身局外。在喜劇中，最不討好的角色是誇誇其談的人。觀眾不但喜歡給人好感的角色，甚至覺得反派人物也比空談的人好。在這一點上，克裡斯托夫和群眾一致。空談社會問題在他聽來實在乏味。

　　但他喜歡觀察別人，不管是已經相信還是願意相信的人，不管是已經上當還是情願上當的人，不管是打家劫舍的強盜還是給人剪毛的綿羊，都是一樣。他的同情心裡容得下有點可笑的好人，如胖子卡納。他們的平庸不會使他像奧利維一樣不愉快。他觀察他們大家，關心中有幾分親熱，有幾分嘲笑；他以為自己在台下看戲，不知不覺卻上臺了。他以為自己只是看客，在看風頭，不料他卻已經捲入滾滾風煙之中了。

　　社會劇是雙重的戲。知識分子演的是喜劇中的喜劇，人民群眾是不太愛聽的。真正的戲是群眾主演的。那可不容易看懂；群眾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戲劇變化莫測，出人意料。

　　不只是說話太多，行動太少。不管中產階級還是平民百姓，法國人都喜歡開口說話，張口吃麵包。不過大家吃的麵包不同。有些高雅的話是給講究的舌頭品嘗的，有些營養豐富的卻是填飽肚子的。即使是同樣的話，揉出來的麵包也不一樣，色、香、味都不同。

　　奧利維頭一回參加群眾集會就嘗到了這種麵包的滋味，覺得倒了胃口；話都哽在喉嚨管裡，吞不下去。思想平淡無奇，語言粗野無味，空洞的理論，幼稚的邏輯，抽象的概念和具體的事實沒有聯繫，就像調製得不好的蛋黃醬，吃得叫奧利維作嘔。語言不乾不淨，卻沒有群眾說話那股生龍活虎的勁頭來彌補。都是報紙上的陳詞濫調，破衣爛衫，中產階級舊貨鋪的陳年詞典中揀出來的。奧利維尤其覺得奇怪的是說話不簡樸。他忘了文字的簡樸不是天然的產品，而是經過精英分子的努力，千錘百煉才取得的。

　　城市平民不會簡樸，他們老是喜歡找華麗的字眼。奧利維不懂這些誇張的語言對聽眾能起的作用。他沒有開這種語言之門的鑰匙。我們把另外一個民族的語言叫作外語；但在同一個民族中，有多少個社會階層，幾乎就有多少種語言。只對少數上層階級來說，語言才有古老的傳統意義；對其他人說來，語言代表的只是他們自己和他們集體的經驗。有些文字是上層階級認為低級下流、已經廢棄不用的，就好像一所空房子，舊主人搬走後，又搬來了新人。你要認識新主人嗎？那就請到房子裡來吧。

　　克裡斯托夫就進去了。

　　他和工人接上了頭，那是一個在國有鐵路公司工作的鄰居牽的線。鄰居四十五歲，個子小，看起來比實際上老，頭頂禿得難看，眼睛陷得很深，臉頰凹了下去，鷹鉤鼻子大得突出，嘴倒顯得聰明伶俐，耳朵七皺八裂，五官都未老先衰。他名叫阿西德·戈蒂葉，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產家庭的低級階層，他家為了這個獨生兒子的教育，把不多的家產都用完了，但他還是沒有完成學業。年輕的時候，他在國有公司裡找到了一個差事，這在貧窮的中產階級看來似乎是救了命，其實，是要了命——活生生地變成死沉沉的。他犯了一個錯誤——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通病——和一個漂亮的女工由戀愛而結了婚，但不久之後，她本來的庸俗面目就暴露無遺了。她給他生了三個孩子。他當然得養活這一家人。

　　這個聰明人費盡了心機想完成自己的教育，卻被貧窮捆住了手腳。他感到自己身上潛在的力量要被艱難的生活窒息死了，卻又不肯低頭。在家裡或公司裡，他都不得安身。他是個記賬員，整天幹著機械的工作，同一間辦公室的同事都俗裡俗氣，囉裡囉唆；他們說些無聊的話，罵罵上司，算是對失意的生活出一口氣。他們也嘲笑他，因為他不聰明，不會把他求知的打算藏在心裡。他一回家，看到的又是沒有趣味，只有難聞氣味的房子。一個脾氣急躁、愛吵愛鬧的妻子，她不瞭解他，不是說他懶，就是罵他傻。他的孩子們一點也不像他，而像他們的母親。難道這一切能算公平嗎？能算公平嗎？多麼失望，多麼痛苦，沒完沒了的煩惱，枯燥無味的職業，使他從早到晚得不到一小時安寧，一小時清靜，磨得他筋疲力盡，要得神經病了。

　　為了忘掉苦惱，最近他就喝起酒來，這一下更完蛋了——克裡斯托夫看到這個悲劇式的命運，不由不感到震驚：一個不完整的性格，沒有足夠的教養，又沒有藝術趣味，然而，生來是該做大事的，卻被不幸的命運壓倒了。戈蒂葉立刻抓住克裡斯托夫，就像快要淹死的弱者抓住一個游泳強手一樣。他對克裡斯托夫既有好感，又很羡慕。他帶他去參加群眾集會，去見了幾個革命党的領導人，他是因為對社會不滿才結識他們的。他是個沒成功的貴族。要他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那會痛苦得要他的命。

　　克裡斯托夫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是因為沒有人逼著他去當平民——所以反而對集會感興趣。演講聽起來也好玩。他並不像奧利維那樣覺得討厭；也不覺得語言可笑。對他說來，誇誇其談的人都不相上下。他瞧不起口若懸河的人。他懶得去瞭解那一套修辭學，卻通過講話人和聽講人的感覺得到心靈交流的音樂。講話人如果能引起聽講人的共鳴，他的力量就會增加一百倍。開始，克裡斯托夫只注意講話的人；由於好奇，他認識了好幾個。

　　對群眾影響最大的是加齊米·育西哀——他個子瘦小，頭髮深色，臉孔蒼白，年紀少則三十，大也不過三十五歲，像蒙古人，體弱多病，眼睛有時放出火光，有時又冷冰冰，頭髮稀稀疏疏，鬍子卻尖尖的。他的力量不是來自他那做作的、兀突的和言語不協調的姿態——也不是來自他那嘶啞叫喊、過分強調的語言，而是來自他這個人，來自他發散出來的強烈信心。他似乎不容許別人和他有不同的意見；由於他表達的正是他的群眾希望表達的思想，所以他們一拍即合，毫無困難。他對他們三番五次，甚至重複十次他們想聽的話，毫不疲倦，就像敲釘子似的，同一個釘子敲來敲去，如瘋如狂，堅持不懈，群眾也照樣敲個不停，一直敲到釘子嵌進肉裡去了——除了個人的影響以外，他過去所受的重重政治迫害也提高了他的聲望，增加了工人對他的信心。他顯出了不屈不撓的精神；但有眼力的人看得出來，他內心積澱著年深月久的沉重疲乏，對拼命掙扎的厭倦，對命運的憤恨。

　　他每天消耗的生命都是支出大於收入。從童年時代起，他就受到工作和苦難的折磨。他幹過各種活兒：玻璃工、白鐵工、印刷工；他的身體搞垮了，得了肺病，使他對自己和對事業都感到一陣陣的灰心喪氣，一陣陣的興高采烈。他的激烈有幾分出於心機，有幾分出於病態，有政治的成分，有脾氣的成分。他好歹都是自學成才的。有的科學，社會學，還有他幹過的行當，他懂得很多；其他許多東西，他又懂得很少；不管懂得多少，他都一樣信心十足；他有他的理想世界、公正的觀念，也有他的愚昧無知、講求實際的精神，還有他的偏見、經驗，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猜疑和仇恨。但他並不因此而對克裡斯托夫不好。看到一個知名的藝術家來找他，他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他生來是做領導的那種人，不管做什麼事，對被領導的工人都是不客氣的。他雖然口口聲聲要平等，其實，他只要和上級平等，卻不願同下級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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