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77)_羅曼·羅蘭

二七七

　　工人多半都是這樣。他們往往陶醉於豪言壯語之中，但忽然一下，又落入了失望的深淵。他們的幻想漫無邊際，毫無根據，但並不是他們憑空虛構，而是廉價販來的現成貨色，是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在低級酒店和咖啡音樂廳消愁解悶時撿來的傳聞。懶得思想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藉口多得不勝枚舉：就像一頭不再苦鬥的困獸，只想躺倒不幹，安安靜靜地消化肚子裡的食物，頭腦中的夢想。但酒消夢醒之後，剩下來的只有更疲憊不堪、口幹嘴黏的困倦。他們不斷地捧領導人，捧得熱火朝天；但過不了多久，又對他產生了懷疑，並把他拋棄。

　　最可悲的是他們並沒有錯：這些領導人一個個都是功利虛榮吸引來的；只有一個育西哀，因為肺病到了晚期，死亡已經發出通知，才能抵制引誘，而其他領導人有多少個不是背叛，就是厭倦不堪啊？像那時各個黨派的政客一樣，他們也經受不起考驗，成了犧牲品，而侵蝕他們的禍害不是美女就是金錢，或者既是美女又是金錢——其實，兩者是合而為一——大家都看得見，不論在朝黨或在野黨，都有第一流的人才，有可能成為大政治家的人物——換了一個時代，也許他們早已功成名就了——但是他們在執行大計劃時做出沒有思前顧後的事情，或者半途而廢，置國家大事於不顧，而沉醉于逸樂之中。他們可以勇冠三軍，戰死沙場；但很少領導人能不大吹大擂，堅守崗位，掌握方向，盡忠職守而死。

　　意識到這種根本弱點就砍斷了革命的大腿。工人的時間花在互相指摘上。他們的罷工總是失敗，因為領導人之間，或者同行工會之間，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總是意見分歧——因為虛張聲勢的威脅其實是膽小懦弱的表現——因為綿羊般馴服的遺傳性使罷工反抗者一得到法院的勒令就重新戴上枷鎖——因為投機分子自私自利，卑鄙無恥，利用別人罷工反抗而去靠攏老闆，使自私的奉獻得了高昂的報酬。還不用提群眾運動必然產生的混亂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群眾只想舉行帶有革命性質的集體罷工，卻不願意政府把他們當作革命黨。他們對於槍尖上的刺刀沒有一點興趣。他們想吃炒雞子，卻不願意打破蛋殼。總而言之，他們只喜歡打破別人的雞蛋。

　　奧利維在看，在觀察，他並不覺得奇怪。他看出了這些人是多麼不勝任他們自認為勝任的大事業；但他也看出了必然帶動他們前進的力量；他還看到克裡斯托夫已經不知不覺地隨著潮流走了。至於他自己，他也只想順大流，但是落花有意，流水偏偏無意把他帶走。於是，他只好待在岸邊，瞧著江水奔流。

　　這一道奔騰洶湧的流水激起了巨大的熱情、私利、信仰，使它們互相衝突、溶化，浪花四濺，漩渦倒流。帶頭的是領導人，他們身不由己，被推到了前面，其實，他們最缺少的也許就是信仰；他們以前信仰過，但就像他們嘲笑過的教士一樣，因為發過誓不得不認賬，只好勉強自己去傳道說教，堅持到底。在他們後面，大隊人馬是粗暴的，動搖的，近視的。大多數人的信仰是偶然造成的，他們現在隨大流相信烏托邦；但到晚上潮流一變，他們就不信了。許多人有信仰是因為需要行動，想要冒險。另外一些人卻是根據不合情理的邏輯。還有一些人是好心好意參加的。深思熟慮的人只利用思想觀念作為戰鬥的武器；他們鬥爭的目的是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胃口大的人暗中希望貧苦的生活來個徹底的大翻身。

　　但把他們帶走的潮流比他們大家都更聰明；它知道要到哪裡去。舊世界的堤防暫時阻擋一下潮流有什麼關係？奧利維早就料到社會革命在今天是要失敗的。但是他也知道無論勝負，革命都會達到目的；因為壓迫者不等到害怕被壓迫者的時候，是不會答應他們要求的權利的。就是這樣，革命者使用的不公正的暴力，和他們事業的公正性一樣，都是為革命事業服務的。公正和不公正是盲目而可靠的力量計劃中的兩個方面，這種力量帶領大隊人馬前進。

　　你們受到主子的召喚，想想你們是什麼人吧。從肉體看來，你們之中並沒有多少智者、強者、高貴者。但主子卻選了世界上的愚者來戰勝智者，弱者來打敗強者，卑賤者來摧毀高貴者，以虛攻實，以無克有……

　　然而，不管支配萬物的主子是怎麼樣的人——不管他有沒有理性——即使工聯主義所準備的社會機構將來會取得相對的進步，奧利維也認為不值得克裡斯托夫和他把全部幻想的力量和犧牲的勁頭都投入到這場地面戰鬥中去，因為戰鬥並不會打出一個世界來。他對革命所抱的神秘希望已經消失。平民並不比其他階級更好，也不見得更忠誠，尤其是他們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

　　在利害衝突的洪流中，在熱情奔放的污泥濁水中，奧利維的眼睛和心靈都關注著獨立精神的小島，真正信仰的小組，他們七零八落，好像流水上湧現的落花。他們是些超凡脫俗的精英，怎麼混在群眾中也會脫穎而出，出污泥而不染，精英也是物以類聚——無論哪個階級，哪個黨派的精英——他們都是高舉聖火的人。他們神聖的任務就是不讓聖火熄滅。

　　奧利維已經做出了選擇。

　　和他家隔了幾所房子，有一個小小的鞋店，比路面還要低一點——只是用幾塊木板釘在一起，再加玻璃和紙板拼起來的。進店先要走下三步臺階，站著還要彎下腰來。店裡只容得下一塊擺鞋子的隔板和兩個凳子。一天到晚都像傳統的鞋店一樣，聽得見鞋匠在唱。他吹口哨，敲鞋底，用嘶啞的嗓子哼著粗俗的小調或革命歌曲，或者和走過玻璃窗外的鄰居打招呼。一隻喜鵲翅膀受了傷，在人行道上一蹦一跳，從門房走到鞋店來。它停在店門口最高的一步臺階上，瞧著鞋匠。他就暫時放下手上幹的活兒，吹笛子似的說些調戲的話，或者吹口哨一般哼著《國際歌》。喜鵲嘴朝天，認真地聽著；有時，它嘴向前一撲，仿佛在打招呼，又不自然地拍拍翅膀，想要站穩；然後，忽然身子一轉，不等鞋匠把話說完，就拍拍一隻翅膀，和另外一個翅尖，飛到路邊長椅的靠背上，對著街上的狗嘰嘰喳喳。那時，鞋匠又敲打起手頭的鞋面來，雖然聽他說話的喜鵲已經飛走，他還是一樣把他沒有說完的話說完。

　　他有五十六歲了，快活而又粗暴，眉毛很濃，眼睛很小，笑眯眯的，頭頂禿得像個雞蛋，底下的頭髮像個鳥窠，耳朵長滿了毛，缺了門牙的嘴一笑起來就露出一個黑洞，簡直像一口井，鬍鬚亂蓬蓬、髒兮兮的，他用鞋油染黑了的鉗子一般的手指一抓，就抓得更髒更亂了。街坊上叫他斐伊哀老頭，或者斐伊哀德，或者拉斐伊哀德——為了氣他，還把他叫作保皇黨的拉斐德，因為老頭在政治上高舉的是紅色大旗，年輕的時候就參加過巴黎公社，判過死刑，後來改為流放；他對這些往事揚揚得意，對巴丹革、迦利弗和傅狄革這一夥公社的對頭恨之入骨。

　　他積極參加革命集會，熱烈地擁護高加，對他吹鬍子，瞪眼睛，用打雷的聲音預言報仇雪恨的理想快要實現了，覺得很痛快。對高加的演講，他一次也不錯過，聽來像是在喝好酒；聽到一個笑話，他會張開大嘴哈哈大笑；聽到一句咒駡，他會口沫飛濺；聽到過去的戰鬥和未來的天堂，他會興高采烈。第二天，他還要在店裡重讀報上登的演講摘錄，他要高聲朗誦，不但是自己聽，還要學徒也聽；為了仔細欣賞，他要學徒再念一遍，若是漏了一行，就打一個耳光。因此，他幹的活兒往往不能準時交貨；不過做工倒是過硬；腳磨破了，鞋子還沒磨破。

　　老頭有一個十三歲的外孫子，駝背，身體虛弱，有佝僂病，就在鞋店裡當學徒。孩子的母親在十七歲的時候離開了家，同一個工人中的敗類私奔了。工人犯了罪，給抓了起來，判了刑，以後就不見了。剩下她一個人帶著孩子，無依無靠，她就獨自撫養小艾曼紐。她把對情夫的愛和恨都轉移到孩子身上。這個女人脾氣暴躁，妒忌得不正常。她愛孩子愛得不要命，對待他卻粗暴，等到他一生病，她又急得發瘋。在她脾氣不好的日子裡，她不給他吃的就要他上床睡覺。連一塊麵包也不給。她牽著他的手上街，他若累得走不動，倒在地上了，她就一腳把他踢起來。她說話顛三倒四，一會兒眼淚汪汪，一會兒神經兮兮，嘻嘻哈哈。等到她死了，外祖父就把孩子帶回家來，那時不過六歲。他很喜歡孩子，但表現的方式很古怪，對他很凶，罵人的話無奇不有，從早到晚不是揪耳朵，就是打耳光，以為這樣才能教會手藝；同時把他對社會的信條，反對教會的思想也灌給孩子。

　　艾曼紐知道外祖父心不壞，但他總得隨時準備舉起肘腕來招架巴掌；老頭子使他害怕，尤其是在喝醉了的晚上。因為拉斐伊哀德（酒桶）這個名字並不是白賺來的，他每個月總得大醉兩三回；那時，他說起話來莫名其妙，有說有笑，大吹其牛，結果孩子總要挨上兩下。其實是口重手輕。但是孩子膽小，身體虛弱，更是敏感；他智力發達得過早，又從母親那兒繼承了一顆不安分守己的心，外祖父的粗暴和革命的言談都使他心煩意亂。外界的印象也會在他心中引起共鳴，就像沉重的街車一走過，小鞋店就會震動一樣。在他如醉如癡的想像中，混雜著叮噹的鐘聲，日常的感覺，童年的痛苦，早熟的經驗和可悲的回憶，巴黎公社的故事，夜校上課的隻言片語，報紙副刊的文字，工人集會的演講，以及從父母遺傳得來的模糊不清、如潮洶湧的性本能。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夢幻世界，奇形怪狀，仿佛黑夜裡的沼澤，發射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繚亂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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