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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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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穿上灰色兩面服①和皮鞋,扛著幾匹土布去福州「淘金」了 〔①「文革」時流行的一種服裝款式,正反面都能穿。〕 蒼南與臺灣隔海相望,距臺灣基隆港僅一百二十海裡。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蒼南是中國海上走私最嚴重的地方,沒有之一。農民跑到全國各地收購銀圓,然後用銀圓到海上跟臺灣人易貨。據陳開平說,他父親在雲南大理走私過銀圓,父親把銀圓綁在兩條腿上,在夜幕下翻山越嶺,冒著跌下深淵的危險把銀圓帶回來。有一次,他們被執法人員發現,父親丟下銀圓就跑,那一刻才發現命比銀圓值錢。可是,執法人員窮追不捨,最後父親還是被抓住了。 蒼南走私最猖狂時,從臺灣走私過來的東西擺在田間地頭,有錄音機、收音機、電子手錶、服裝、布匹,應有盡有,猶如廣交會似的吸引全國各地的生意人過來選購…… 在陳家堡,陳長許是一個敢於冒險的人,一個很有故事的人。他生於讀書人家,父親讀過國高,母親讀過兩年中學。父母在平陽教書時,教過陳定模的哥哥陳定漢。不幸的是父親英年早逝,扔下五個孩子,那年陳長許才六歲。 陳長許是學完《魯班學藝》那篇課文離開學校的,那是小學四年級。在兄弟姐妹中,他年紀最小,卻膽子最大。在1958年到1960年那段饑餓年代,他居然敢把生產隊的地瓜種子拿出來,給奶奶、叔叔、老師和同學吃。 1966年,「文革」爆發了,有文化的或被革了命,或成了「臭老九」,被搞得灰溜溜的,陳長許這個在家裡最沒文化的發跡了,成為紅衛兵頭頭,不僅每月可以領幾十塊津貼,還有衣服和各種各樣的票證。這真是太癲狂了,那時陳家堡農民割一天稻穀才有三四毛錢好賺。 但陳長許的好景不長,僅享受兩年造反派頭頭的特權就出局了,回生產隊去掙那汗珠掉地上摔八瓣才能拿到的三四毛錢。陳長許哪裡受得了這個?他穿上灰色兩面服和皮鞋,扛著幾匹土布就去了福州。他這套行頭還有旅行包裡的中山裝是「造反」的勝利果實,沒想到在「投機倒把」時派上了用場。 在福州,陳長許花四毛錢購了一張火車票,登上了有生以來第一次坐的火車。他面朝窗外,見遠處的樹、村莊、耕牛和農民都圍著自己轉動著,感到新奇而舒適。他就這麼一路看到永安。下車後,這位十八歲的「淘金者」徑直去了東方紅中路109號,那是堂姐的家。 陳長許在永安做了幾單土布生意,賺了點兒小錢就毅然決然地轉了行。他在永安發現一個重大商機——那裡黑市上的布票比平陽高出一倍還不止。怎麼樣將浙江布票倒賣到福建?原則上這是不可能的,布票是地方性票證,各省市之間不通用。福建人買浙江布票等於買張一指多寬的,連上廁所都用不上的廢紙條。 陳長許卻偏要把浙江的布票倒賣到福建!把浙江布票倒賣到福建的先決條件是把浙江布票兌換成福建布票,浙江布票是兌換不了福建布票的,不僅他不能,平陽縣革委會主任也不能,除非省革委會主任,要是能當上省革委會主任,誰還倒賣布票? 他發現在福建有許多上海人,他們的父母或家人還在上海,他們每年都會回去探親。上海人要回上海去買衣服,「鄉下」①的衣服他們看不上。他們要回上海買衣服就要用上海的布票,福建的布票指定是不好用的。真是「曲徑通幽處」,浙江布票在上海可用,這就意味浙江布票可兌換上海布票。 〔①有人說,在上海人眼裡,上海之外都是鄉下。〕 陳長許跑回平陽,以每尺兩三毛錢的價格收購了一大批浙江布票,去上海把它兌換成上海布票,然後再去到福建上海人比較集中的大型企業,跟那些上海人兌換成福建布票,最後以六毛多錢一尺賣給福建人。陳長許狠狠地賺了一筆。 很快倒賣布票就讓陳長許興奮不起來了,這生意瑣碎麻煩,布票要幾尺幾尺地收購,兌換也不那麼容易,最後還要幾尺幾尺地賣掉。他轉行倒賣縫紉機了,這生意暴利,足以讓人發狂,一百一十八塊進貨,兩百多塊出手。那是物資匱乏的時代,幾乎除了水之外什麼都憑票供應,買縫紉機要縫紉機票,買自行車要自行車票,縫紉機票可不像糧票布票,人人有份兒,沒門子的人只能當分母,那些票讓誰拿去了都不知道。福建人似乎特別鍾愛縫紉機,尤其是在福鼎等地特別搶手。陳智慧學繡花用的縫紉機都是托村裡人從福鼎買回來的。不過,幫忙的人很仁義,只收個本錢。 倒賣縫紉機的風險可比布票大多了,陳長許要在大禹碼頭把一批縫紉機裝上二十馬力的木船,海運到福州,再從福州運到永安等地。他要擠在三五十人的船艙,在海上漂泊六七十個小時。一次他們「團夥作案」,四人倒賣一百台縫紉機。也許越幹膽子越大,也許群體會讓人的膽子變大、智商降低,就像木桶效應那樣——短板決定一切,最愚蠢的人決定群體的效益。他們放棄了海運,改為陸運,貨在浙江暢通無阻,在終點福建的福鼎被查獲,這下可賠慘了,每人賠掉兩三千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是天文數字,農民辛辛苦苦地幹一年也就掙兩三百塊。損失的那筆錢若靠陳長許種地,需要十年還得不吃不喝才能還上。何況陳長許做那筆生意的本金是挨家挨戶借來的,要十分利,一百塊每月要付十塊利息,兩三千塊就要付兩三百塊利息,這陳長許哪裡負擔得起? 陳長許沒了退路,回陳家堡又借下一大筆高利貸,繼續幹。在福建三明市,他的縫紉機又被查扣了,說憑平陽縣革命委員會的證明才能領回來。對農民來說,別說縣革委會的證明,就是縣革委會的大門朝哪邊開都不知道。楊恩柱想自費跑業務,為一張介紹信大隊開了三天會,要不是隊長開會惱了,還拿不到啊。 不過,這次卻沒難住陳長許,他學會了刻公章。每次外出他隨身攜帶蓋有各級行政機構公章的通知和公告,急需時將半透明的薄紙覆在上面,把公章臨摹下來,翻過來貼在木板上就可以刻出一枚足以以假亂真的公章。有一年,公社想組織一批社員到鄭州出民工,那邊答應每人每天給一元五角五分,不過要跟縣裡簽合同。縣裡偏偏不同意,這下公社坐蠟了,人都組織好了,社員們摩拳擦掌要去賺那一元五角五分錢。最後,公社幹部沒招了,只好去求陳長許。他給公社刻了一枚縣革委會公章,公社革委會「代表」縣革委會簽下了合同。 陳長許偽造了一份證明,蓋上自己私刻的公章,把縫紉機取回賣掉。接著,他又去倒賣糧票。那年代糧食定量供應,男孩多的家庭都要到黑市買糧或買糧票。作為「討飯縣」①的陳家堡人最知道吃不上飯的滋味,他們紛紛跑到寧波等地收購糧票,倒賣到其他地方。 〔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溫州有民謠:「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永嘉逃難,洞頭靠貸款吃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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