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城(23)_朱曉軍

二三

　　數天后，謝方明他們都被分配到各鄉鎮或國有企業任副職。考慮謝方明學的是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龍港正需要這樣的專業人才，縣政府任命他為龍港鎮副鎮長。於是，縣委組織部派車把他送到鼇江碼頭，鎮裡派朱照喜趕過江來接他。

　　十來分鐘後渡輪抵達方岩下，謝方明背著行李，拎著蚊帳，懷裡揣著戶口遷移證，跟著朱照喜下船走出碼頭。幾天前，謝方明到龍港考察過，知道路怎麼走。他們到了江濱飯店，爬上二樓，鎮政府已下班，樓道空蕩而冷清，一個人影也沒見到。朱照喜把謝方明安排下來就下班了。

　　謝方明想，該吃晚飯了。服務員說江濱飯店沒開晚餐，吃飯的話出門拐彎不遠有飯攤，可以買到吃的。

　　出了飯店，謝方明見夕陽已墜入江下，外邊已不像火爐似的烘烤，不過仍然溽熱。他回首望一眼陷於黑乎乎、破破爛爛的老房子重重包圍的江濱飯店，再看看腳下七八米寬、走起來沙沙作響、連路燈都沒有的砂石道，一股莫名的淒涼湧上心頭，不知道要在這個鬼地方掛職鍛煉多久，往後的日子如何打發。

　　謝方明按服務員說的，沒走多遠就到了方岩下的內河碼頭，找到那條「不見人留下」的老街，見有賣饅頭的，有賣稀飯的，有賣包子的，還有賣炒粉幹的。下午從靈溪到鼇江，又從鼇江到龍港，這麼一番折騰他有點餓了，想買兩個饅頭或包子撫慰一下饑腸。當見到賣飯的穿著油漬麻花的衣服，髒兮兮的手在饅頭和包子間來回抓著，他頓時沒了饑餓感。在幾家飯攤轉悠幾圈兒，他不知如何是好，不吃，就得餓著，明天早晨恐怕還得來這兒找飯吃；吃，饅頭和包子讓那手抓過，還有那高聲大嗓吵架似的說話，唾沫四濺，怎麼吃得下去？最後，他買了兩個鹹鴨蛋。

　　回到飯店，他把鹹鴨蛋剝開，就著開水吃下去。這是謝方明到龍港吃的第一頓飯。孤苦與落寞像青龍江的水漫上心頭，這距他的家鄉直線距離並不遠，由於交通落後，卻要走六七個小時。

　　謝方明第一次參加辦公會就被搞得一頭霧水。會沒開多大一會兒他們就講起了方言，各說各的話，這個用蠻話講，那個用宜山溫州話，或金鄉話接，那種無縫對接，那種默契自如，可能在聯合國會議上也不一定見得到。謝方明既聽不懂蠻話，也聽不懂金鄉話，既不好打斷，又不好問，只得看看這人的表情，再看看那人的表情，都不得要領。別說樂清距龍港一百多公里，就是距樂清僅四五十公里的溫州，說的甌語都不同。傳說「文革」時，一位溫州人到樂清尋訪一人，在街頭跟一位老伯打聽：「個阿伯，你啦象陽公社晚斜陽大隊，一個叫管前的書記住在哪裡？」老伯一聽這人打聽腸炎公社盲腸炎大隊肝炎書記，臉色一沉：「屁哨⑤屁哨。」拂袖而去。

　　〔⑤溫州方言中有一句神奇的咒語，發音如「屁哨」或「劈腳哨」或「皮腳聲消」，老人說聽見倒霉話或者看見倒霉事念此咒語可以消災辟邪。也有人說，「屁哨」是「百劫盡消」演化而來的。〕

　　不過，謝方明年輕、聰明、好學，又很有語言天賦，加上有樂清方言的基礎，沒過多久就學會了蠻話、金鄉話、平陽話、宜山溫州話。

　　「你怎麼學得這麼快？我一輩子待下來，那些話都不會。」許多人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

　　聽懂了當地方言，謝方明也就弄清他們討論、研究的是什麼。對於一個新建鎮來說，他們要討論和研究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道路怎麼修、公共設施費怎麼收、農民申請的地基怎麼分配……

　　有些事兒他不瞭解，插不上話，失去了興致。討論到深夜，那些人一個個精神抖擻，他卻撐不住了，上眼皮、下眼皮打起架來，接著很快就擁抱在一起。

　　「小謝，小謝，你也來一間吧。」「胖子」踢了踢他。

　　「我不要。」

　　「將來會很值錢的！」

　　「我要離開這個地方，我不要。」

　　「胖子」是人民武裝部部長，叫方建勝，工作日住龍港，週末回宜山的家。

　　謝方明和「胖子」還是「同居」關係，兩人在距江濱飯店三四十米的地方合租了一間農民屋。那是一幢二層樓的老房子，他們租的是樓上，上樓時樓梯會發出像呻吟似的吱嘎吱嘎的響聲，房間矮矮的，給人一種壓抑感，地板是有縫的，樓下的光掙扎著從縫隙鑽出，撲向棚頂。窗戶才有意思呢，每次開關它都會嘰的一聲，好像把誰掩著似的。

　　1984年的龍港還是經濟與文化的荒漠，謝方明每月領到工資後沒處消費，有時兜裡揣了幾毛錢，一個星期也花不掉。他一日三餐吃食堂，給他們燒飯的師傅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頭兒，臉上的皺紋比核桃還深，有人說他看上去像九十歲似的。

　　生活單調乏味，他們工作幹得卻很有激情，雖然有分工，可是分外事卻很多，比如敲鑼打鼓、張燈結綵、紅旗飄飄之類的事情，他們都主動參加。有時候陳定模或陳萃元在走廊吆喊一聲：「上街發廣告宣傳單去！」他們就傾巢沖上街頭。

　　有一次，他們開會開到淩晨四五點鐘，天放亮了，窗外傳來梆梆梆的挑擔賣餛飩的聲音，饑餓感一下子被喚醒了，他們傾巢而下，每人要一碗餛飩，坐在路邊呼吸著清晨的新鮮空氣，聽著鳥兒一聲接一聲地叫。餛飩吃完了，賣餛飩的一彎腰挑起擔子，梆梆梆敲著竹筒走了。他們抹一下嘴巴，轉身上樓，又上班了。

　　「那是一個激情高昂的年代，大家都熱火朝天、沒日沒夜地工作，晚上開會到淩晨一兩點鐘都很正常。大家都在努力付出，在付出中得到快樂和成就感。」採訪時，謝方明說。

　　他的話讓我想起那首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親愛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於誰？屬於我，屬於你，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啊，親愛的朋友們，生活的奇跡要靠誰？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但願到那時我們再相會，舉杯贊英雄，光榮屬於誰？為祖國，為四化流過多少汗？回首往事可有愧？啊，親愛的朋友們，願我們自豪地舉起杯，挺胸膛笑揚眉，光榮屬於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對「40後」「50後」「60後」來說，八十年代也許是最好的年代，是激情燃燒的年代、值得眷戀的年代、難以忘懷的年代，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年代。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可燃的，或是燃油，或是酒精，或是乾柴，或是煤炭。他們充滿激情和自信地追趕著時間和歲月，想找回在「十年動亂」中失去的時光、機遇和成長。

　　謝方明是鎮機關唯一的大學生，鎮政府拿他像寶貝一樣。在龍港系統學過建築施工的僅有兩人，另一個是徐安達，錢庫人，畢業於浙江省交通學校，學的是道路橋樑工程技術專業。他比謝方明年長六歲，原來在縣計劃經濟委員會，港區建設辦公室一成立他就過來了，負責建設規劃。

　　謝方明和徐安達每天都要回答數不清的問題。

　　「農民房子怎麼建？」

　　「路怎麼修？橋設計怎麼做？施工怎麼做？」

　　「港口怎麼規劃？內河運輸怎麼解決？」

　　「老百姓集中起來以後，我們的用水怎麼辦？」

　　「老百姓喝完以後，要拉出來，水怎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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